Ⅰ 中國古代政府是如何管理基層社會的
清代政府對於基層的管理是通過「紳士階層」來完成的。那麼「紳士階層」與政府有著怎樣的關系呢?
紳士階層」的上層集團是擁有較高學?以及擁有官職――不論其是否有較高的學銜的紳士,在地方上,主要表現是地方官員以及退休官員,也就是官僚集團的中下層。所以在這里主要考察紳士階層的下層集團與政府的關系,以此明白政府是如何通過紳士階層來實現對基層社會的管理與控制的。清代科舉考試第一層為秀才的考試,要獲得考取秀才的資格,必須先成為童生,童生通過縣、府、院三試進入府學、州(直隸州)學或縣學,便成為秀才,又叫生員。生員的名目分廩膳生、增廣生、附生。初入學為附學生員,廩、增有定額,據歲考、科試成績遞補。廩生給廩米,故名。增廣生亦名增生,因於廩生外增額,故名。成為秀才便表示有「功名」在身,在地方上的地位高出普通人,享有政府給與種種特權。其中廩生政府每個月都會發給一定的糧食。秀才再通過鄉試考取舉人,舉人有做官的資格,便非一般的紳士了。碑文中的撰文書丹者大部分屬於秀才一類,是一般的紳士。這部分人雖然不是政府中的正式職官,但卻與政府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屬於體制中的人,享受政府賦予的種種特權。同時也擔負起幫助政府管理基層的責任。
這樣政府便通過中下層官員與地方下層紳士實現了對基層社會的管理。但同時應該看到中下層官員對基層的管理有著很大的彈性,或者說是不過度干預,其管理大多屬於形式性的。而下層紳士對基層社會的管理則主要通過兩方面來進行的:一是政府所賦予的身份地位;二是自身所掌握的對傳統文化話語權,對基層社會從道德上進行約束。政府通過中下層官員與地方下層士紳實現的對基層社會的管理與控制是一種半自治化的方式,行政上的管理大多屬於形式上的,但是這種形式上的管理又是不可或缺的。這種管理方式有效的維護了國家政權的穩定與和諧。
Ⅱ 古代是如何管理社會治安的
中國古代統治者一直企圖把人民捆綁在土地上,到明清時期幾乎做到了。這主要是為了收稅方便,但同時也起到維護社會治安的目的。由於大多數人民被捆綁在土地上,想要外出需要到縣級機構辦「路條」(一種由縣機構出具的證明文件,相當於現代的介紹信),辦「路條」是很難的,沒有正當理由根本不允許。每到一個新的地方,進城時要出示「路條」,由當地官府登記。還規定,普通平民不可以攜帶武器(刀、槍、劍、戟等冷兵器都算)。縣級以下地方管理機構,由當地人組成。這樣,當地人犯罪,馬上可以知道是誰做的。外地人犯罪,由於有登記制度,也馬上可以查到。由於人很少,一個個排查也不困難。古代早有「通緝」制度,就是官府發「海捕文書」,要貼在每個城門邊。三國時代就有了,關羽、典韋就是在家鄉殺人,逃跑的。必須趁人多時,才能混進城市,否則只能像典韋藏在集鎮附近山林里。
Ⅲ 古代皇帝是怎樣管理地方的
中央集權,和現在各地在政府差不多!不過,官府管理大部分事!不像現在那麼多部門!
Ⅳ 古代中國,是如何管理好少數民族的
古代中國管理好少數民族主要是兩種方法,一種是強硬的手段,就是把他們打服,消滅他們的有生力量,另外一個就是懷柔的手段,給他們一些優惠的政策。綜上所述,中國古代管理少數民族的方法有很多,主要還是分兩種極端的態度。
Ⅳ 古代是怎麼管理人口的
古代有兩種方式統計人口,一個是戶籍統計,一個是家族統計。
戶籍統計方法就相當於我們的戶口,每家每戶有多少人,什麼時候出生,叫什麼名字,縣太爺那裡都有記錄,新出生人口和去世的人口都要在出生或去世當年去縣太爺那裡備案,縣太爺再做記錄,此人生於哪年死於哪年。
不過你也不要想著皇帝不知道我家多少人,可以跑個倆三的,那不可能,同樣的也有監督制,有時候同組旁系為了不受到牽連可能都會去舉報你。
當然古代肯定有黑戶的,任何嚴密的制度都會有人鑽空子的,現代這么多高科技不也有黑戶嘛!
Ⅵ 中國古代的皇帝怎麼管理一個那麼的國家啊
古代一直是皇室與世家共治天下 所謂的皇帝只不過是站在前台是皇室里得到諸方面認可的代表而已 執政集團內部不出問題 國家就不會出問題
Ⅶ 古代一個縣都有哪些官員,是怎樣進行管理的
萬般皆下品、唯有當官高
前幾天聽到一個網友問我,古代治理一個縣需要幾個當官的?其實吧,我剛開始也是有點疑問的,看電視劇、看電影上面,古代一個縣真正當官的好像真的沒幾個。
當官這個工作真的是不錯,社會地位高、榮譽感強、收入也相當可觀,唯一的不足就是風險有點高而已。萬般皆下品、唯有當官高,這種情況古今往來都是一樣的。古代甚至更加嚴重一點,因為古代職業分類比較少,科舉考試的唯一目的就是當官。現在經濟發展比較全面,職業選擇的機會也比較大,讀書人也有了更大的空間。我就帶大家看看古代一個縣有多少官員、現在一個縣多少官員,以及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機構太多
縣級市的下轄一級機構,例如:各種局、各種辦公室、各種委員會、縣醫院、縣學校等等等,大概有60個左右吧,每個機構算10個人,這就是1000人左右。
現在一個縣估計下轄6個鎮或者鄉左右,每個鄉鎮是四套班子。因為有兼職的,所以一個班子算5個人左右,加上其他工作人員的20人左右,一個縣鄉鎮級官員就是240人。
這樣看來我們一個普通的縣級市的官員數量比古代多不少,這還沒有算什麼事業編的人員,因為比較難算,一筆糊塗賬了。
為什麼現在的官員比以前的多
1、古代的官員基本只管理一些比較大的事物,沒有事無巨細。
2、古代縣下面沒有設立行政機構了,處於自治狀態,由鄉紳管理負責。
3、古代經濟發展水平有限,基本就是司法、交稅等業務。現在經濟發展全面,管理的事情多。
4、古代一個縣的人口也就幾萬人,現在一個縣級市人口也在幾十萬人。
5、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高,所以人多點問題也不大。
6、古代想當正式官員,非常的嚴格,科舉考試很難,也制約了官員的膨脹。
最後我想說,官員的數量的多少體現了一個國家治理水平,人多不一定好辦事、人多也可能出現人多的問題。現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國家強大程度與古代不在一個層面上了,現代和古代也確實沒法同類比較哦!
Ⅷ 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
中國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國家,儒家思想主要講的是「仁」和「禮」,所以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禮」。
一 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分為宏觀管理的治國學和微觀管理的洽生學。治國學適應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需要,包括財政賦稅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場管理、貨幣管理、漕運驛遞管理、國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學則是在生產發展和經濟運行的基礎上通過官、民的實踐逐步積累起來,包括農副業、手工業、運輸、建築工程、市 場經營等方面的學問。這兩方面的學問極其浩瀚,作為管理的指導 思想和主要原則,可以概括為如下一些要點。
1.順「道」。中國歷史上的「道」有多種含義,屬於主觀范疇的 「道」,是指治國的理論,屬於客觀范疇的「道」,是指客觀經濟規律,又稱為「則」、「常」。這里用的是後一含義,指管理要順應客觀規律。
《管子》認為自然界和社會都有自身的運動規律,「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管子?形勢》)社會活動,如農業生產,人事,財用,貨幣,治理農村和城市,都有「軌」可循, 「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管子?山國軌》)人們要取得自己行為的成功,必須順乎萬物之「軌」,萬物按自身之「軌」運行,對於人毫不講情面,「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你的行為順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業就會「有其功」,「雖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對你也必「違之」,你必「懷其凶」,「雖成必敗」,「不可復振也」(《管子?形勢》)。
司馬遷把社會經濟活動視為由各個個人為了滿足自身的慾望而進行的自然過程,在社會商品交換中,價格貴賤的變化,也是受客觀規律自然檢驗的。他寫道「賤之徵貴,貴之徵賤」,人們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張,竭其力」,「各勸其業,樂其表,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民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對於社會自發的經濟活動,他認為國家應順其自然,少加干預,「故善者因之」,順應客觀規律,符合其「道」,乃治國之善政(《史記?貨殖列傳》)。
「順道」,或者「守常」、「守則」、「循軌」,是中國傳統管理活動的重要指導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國傳統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歸離。要奪取天下,治好國家,辦成事業,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國歷來講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國之本,欲得民必先為民謀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修文德以來之」 (《論語?季氏》),使「天下之民歸心」,「近者悅,遠者來」(《論語?堯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孟子?離婁上》)《管子》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國家心須「令順民心」,「從民所欲,去民所惡」,乃為「政之寶」(《管子?牧民》)。西漢賈誼說: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國家的安危存亡興壞,定之於民;君之威侮、昏明,強弱,系之於民;吏之貴賤,賢不肖,能不能,辨之於民;戰爭的勝敗,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為准。」(《新書?大政上》)這些思想歷代都有,逐步成為管理國家的准則。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眾心所歸,方能群才薈萃,故《管子》把從事變革事業,注重經濟建設,為人民辦實事,視為聚攏優秀人才的先決條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輔、樞言篇》)。
我國素有「求賢若渴」一說,表示對人才的重視。能否得賢能之助,關繫到國家的興衰和事業的成敗。「得賢人,國無不安廣…?失賢人,國無不危」(《呂氏春秋?求人》)。諸葛亮總結漢的歷史經驗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前出師表》)。《晏子春秋》則把對人才「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視為國家的「三不祥」,其害無窮。
在治生學方面,我國也有重視人才的傳統。司馬遷提倡「能巧致富」,他說:「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史記?貨殖列傳》)。唐代陸贄說:「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隋則簍空」(《陸宣公集?均節財稅恤百姓》第一條)。西晉的傅玄說:「夫裁徑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職篇》)凡能工巧匠,或對生產建設有重大貢獻者,如春秋時發明木作工具的魯班,戰國時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鄭國渠的鄭國,漢代發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腳條播器(三腳耬)的趙過,發明和改進煉鐵鼓風器(水排)的後漢的杜詩和韓暨,對發展紡織工業有重大貢獻的元代黃道婆等人,都傳頌千古,流芳百世,為人典範。《管子》一篇國情普查提綱(《問》)中列專項調查國內的生產能手,樹立「人率」,進行表彰。司馬遷《貨殖列傳》記載,齊國的「奴虜」,即下等人,人皆賤之,唯刀間獨具慧眼,賞識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盡其力」,「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發了大財。
3.人和。「和」就是調整人際關系,講團結,上下和,左右和。對治國來說,和能興邦;對治生來說,和氣生財。故我國歷來把天時、地利、人和當作事業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管子》說:「上下不和,雖安必危」(《管子?形勢》)。「上下和同」,「和協輯睦」(《管子?五輔》),是事業成功的關鍵。戰國時趙國的將相和故事,婦孺皆知,被傳頌為從大局出發講團結的典範。
求和的關鍵在於當權者,只有當權者嚴於律己,嚴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無私,才能團結大多數。《管子》提出「無私者容眾」,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獨舉」、「約束」、「結紐」這些宗派行為,不可「以爵祿私有愛」,要嚴禁「黨而成群者」(《管子》五輔、法法等篇)。李覯說國家的統治者必須「無偏無黨」,「循公而滅私」,「天子無私人」,從國家機構中清除那些嫉賢妒能,鑽營利祿,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惡吏」,以改善官民關系。唐太宗是個講團結的君主,他不僅重用擁護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對過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對其父李淵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徵曾力勸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後不計前隙,照樣重用,且平時能「從諫如流」,「愛諫諍」,思己短,知己過,使群臣樂於獻策,齊心治國。正因為唐太宗廣泛團結人才,形成一個效能很高的人才群體結構,貞觀之治才有了組織上的保證。
近代成功的企業家也都注重人和,創辦申新紗廠的大企業家榮德生治廠以「《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明誠」對待屬下,「管人不嚴,以德服人」,「使其對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說用人「必先正心誠意,實事求是?,庶幾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圖,小人在位廠…?不自勤儉,奢侈無度,用人不當,則有業等於無業也」。 (榮德生:《樂農先生自訂行年紀事續編》)劉國鈞辦大成紡織染公司,以「忠信篤敬」為廠訓。宋菜卿在公司懸掛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於人」作廠訓,他說「你願人怎樣待你,你就先怎樣待人」。這些皆反映從自我管理入手實現人和,從而達到系統管理以協力推進事業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國要守信,辦企業要守信。辦一切事業都要守信。信譽是人類社會人們之間建立穩定關系的基礎,是國家興旺和事業成功的保證。
孔子說:「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論語?堯曰》)。他對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治理國家,言而無信,政策多變,出爾反爾,從來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強調取信於民,提出國家行政應遵循一條重要原則:「不行不可復」。人們只能被欺騙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勢》)。 、?治生亦然。商品質量、價格、交貨期,以至借貸往來,都要講究 一個「信」字。我國從來有提倡「誠工」,「誠賈」的傳統,商而不誠,苟 取一時,終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業信譽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錢,對方借據丟失,唐祁照付父債,後來有人揀 得借據,向唐祁討債,他又照付。別人嘲笑他傻,他說,「前者實有是 事,而後卷則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經 商「巧而不賊」,取得社會的信任,「人莫不以為誠而任之」,「雖不矜 於利,而賈大進,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黃梅原傳》),可見守信 是進財之道。
5.利器。生產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國歷來有利器的傳統。孔子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衛靈公》)。《呂氏春秋?任地》篇說,使用利器可達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紙、印刷術、指南針、火葯)及其推廣,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經濟、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發展,並使「利器說」成為中國管理思想的重要內容。歷史上許多重大發明,如西漢出現的新式糧食加工機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東漢和三國時出現的新式煉鐵鼓風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鐵的質量,從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質量,這些都是在當時政府官員的主持下發明和推廣的。明清時代在長江下游乃至全國先後推廣松江地區先進紡車,和紡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員出面相邀和主持,說明利器思想已引起當時國家管理機構的重視。
及至近代,一再出現機器興邦說。如鄭觀應主張維護民族獨立要靠「商戰」,商戰必賴機器,機器生產,「工省價廉」,「精巧絕倫」,可與外貨競爭,因此必須自製各種機器。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孫中山實業救國的核心是技術革命,實現現代化,「用機器去製造貨物,……把國家變成富庶」,爭取駕乎英美日之上。可見,「利器說」貫乎古今,成為興邦立業的重要思想。
6.求實。實事求是,辦事從實際出發,是思想方法和行為的准則。儒家提出「守正」原則,看問題不要偏激,辦事不要過頭,也不要不及,「過猶不及」,過了頭超越客觀形勢,犯冒進錯誤;不及於形勢又錯過時機,流於保守。兩種偏向都會壞事,應該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則和「時空」原則。凡事量力而行,「動必量力,舉必量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揮作戰,要知道自己兵力,裝備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顧主觀條件的「妄行」,「強進」,「妄行則群卒困,強進則銳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勢解等篇)用人也應注意因材施用,揚其所長,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責備,「毋與不可,毋強不能」。
「時控」原則就是辦事要注意時間(時機)和地點等客觀條件。 「事以時舉」,「動靜」、「開闔」、「取予」「必因於時也,時而動,不時而靜」(《管子?宙合》)。治國和治生,不顧時間的變化,用老一套的辦法,不注意「視時而立儀」(《管子?國准》),「審時以舉事」(《管子?五輔》),必然招致失敗。空間不同,政策措施也應有異,不可將一套辦法到處運用,治家、治鄉(農村)、治國(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管子?牧民》)。韓非說:「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事異則備變」。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國家者不可是「守株之類也」。這是一切管理者都應引以為戒的。
7.對策。我國有一句名言:「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史記?高祖本紀》)說明在治軍、治國、治生等一切競爭和對抗的活動中,都必須統籌謀劃,正確研究對策,以智取勝。研究對策有兩個要點:一是預測,二是運籌。
有備無患,預則成,不預則廢。《孫子》認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管子》主張「以備待時」,「事無備則廢」(《管子?霸言》)。治國必須有預見性,備患於無形,「唯有道者能備患於無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認為經商要有預見性,經商和打仗一樣,「知斗則修備」,要善於 「時斷」和「智斷」,比如要預測年景變化的規律,推知糧食供求變化趨勢,及時決斷收購和發售。他提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待乏」原則。要觀察市場物價變動,按「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的規律,採取「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的購銷決策。(《史記?貨殖列傳》)
中國古代有許多系統運籌成功的實例。戰國時期,田忌和齊王賽馬屢敗,後來他按照謀士的籌劃,按馬力的強弱,以己之下馬對彼之上馬,己之上馬對彼之中馬,己之中馬對彼之下馬,結果二勝一負,轉敗為勝。宋朝丁謂奉命修復焚毀的皇宮,需從遠處運土和建材,他挖開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運各種建材,宮室修好後又以建築垃圾填河恢復道路。一項正確決策使取土、運料、處理垃圾結合起來,「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貫以億萬計」(4》L筆》卷二)。在軍事上通過運籌對策,以計謀取勝者更是不勝枚舉。歷史上的著名戰役,如三國時代孫權、劉備對曹操的赤壁之戰,諸葛亮的空城計,孫臏的「減灶驕敵」,都是運用戰略策略以弱勝強的典範。
8.節儉。我國理財和治生,歷來提倡開源節流,崇儉拙奢,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節用思想源於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張「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述而》)。墨子說:「其財用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墨子?節用上》)苟子說:「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苟子?成相》)「強本(生產)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論》)陸贄說:「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乃竭,能節則雖虛必盈。」(《陸宣公文集》卷二二)縱觀看史,凡國用有度,為政清廉,不傷財害民,則會國泰民安。反之,凡國用無度,荒淫奢費,橫征暴斂,必滋生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亂。這是中國國家管理歷史提供的一條真理。
在治生方面,節儉則是企業家致富的要素。司馬遷說:「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記?貨殖列傳》)漢初有個經營農業的任氏,一反當時「富人爭奢侈」之風氣,力行「家約」,「折節為儉」,以致「富者數世」,成為閶里的表率,受人贊頌。(《史記?貨殖列傳》)近代中國的企業家也多有勤儉治廠的經驗,創辦南通大生紗廠的張謇在辦廠時去上海聯系業務,曾在街頭賣字以解決盤纏所需,節約經費。在他的帶動下,全廠上下力求節儉。張謇說:「通廠之利,人皆知為地勢使然,然開辦之初始竭蹶艱維,而上下同心力求撙節,其開辦之省亦中外各廠所無。」(《實業文鈔》卷一)
9.法治。我國的法治思想起源於先秦法家和《管子》,後來逐漸演變成一整套法制體系,包括田土法制,財稅法制,軍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場法制等等。韓非在論證法治優於人治時,舉傳說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親,親自解決民間的田界糾紛和捕魚糾紛,花了三年時間糾正三個錯誤。韓非說這個辦法不可取, 「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規公之於眾,違者以法糾正,治理國家就方便了。他還主張法應有公開性和平等性,即實行「明法」、「一法」原則。「明法」,就是「著之於版圖,布之於百姓,」使全國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各級政府官員不能游離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
Ⅸ 中國古代如何進行交通管理
中國秦朝時期,秦始皇在道路修建方面強調「車同軌,書同文」,給車、路修造定下了統一的規則,並且大修車馬大道,統一道路寬度,採取了一系列舉措。在中國以後的歷史中,館驛制度興起,亭驛的長官都由政府任命,直接歸屬政府領導。亭驛工作人員拿政府的薪俸,按政府的意旨辦理交通、郵傳等事物。
道路管理沒有十分明確的規定,不過。由於中國的等級制度十分森嚴,所以也形成了一定的道路交通規則。官員在大街上過,各色民眾要迴避,皇帝公然出宮要戒嚴。舊時街道往往很窄,官員們迎面而過的話,誰的官大誰先過,職位低的先在一邊呆著。不認得的官員,往往看轎子的抬人數,抬轎的人越多就越有優先權。沒有規矩,卻也能井然有序。
Ⅹ 古代關於管理的定義
管理,是指管理主體組織並利用其各個要素(人、財、物、信息和時空),藉助管理手段,完成該組織目標的過程。
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極為豐富,春秋時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鼎盛時期,各種管理思想也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自秦漢以後,盡管也出現了許多傑出的管理思想家,但大都是在前人基礎上的補充和發展,因此,我們以其中的儒、法、道三家為代表進行分析,需要強調的是他們的管理思想還不能稱為科學,其屬性屬於經驗管理,研究的主要內容是治國之道、為君之方、做吏之規。
儒家首先提出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設,進而提出仁政、德治、禮制的管理方法,最後提出要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管理目標。
法家首先提出人性本惡的基本假設,進而提出法制、刑治的管理方法,最後提出要達到崇君權和富國強兵的管理目標。
道家首先提出人性自然的主張,進而提出無為而治的管理方法,最後指出要實現的管理目標是至德之世。
(1)儒家的管理思想——仁政德治論
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作為利益一元化管理體制的維護者,積極主張恢復周王朝初期的管理模式,並賦予了自己的理想於其中,在「人性本善」的前提下提出了以仁政、德治為主要內容的管理模式。
①仁政
孔子提出「仁」。『『仁者,愛人。」「民之仁也,甚於水火。」孟子依此提出『『仁政」。「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不忍人之心,是為仁心;不忍人之政,是為仁政。」孟子進一步指出:「仁者無敵。」「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郡大夫不仁,不保宗廟。」
②德治
儒家主張施仁政,其中的重要內容是反對苛政與任意刑殺,認為「苛政猛於虎」。儒家倡導用道德感化的方式來統治人民,因此主張德治。孔子主張:「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政、刑只能起鎮壓作用,使人不敢犯罪;德、禮則可以籠絡人心,使人知恥歸心。要「為政以德」、「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使民也義」。孟子主張:「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③禮制
推行仁政德治,必須要藉助一定的制度規范,這就是「禮」。「禮」最初指祭祀的器物和儀式,到了周代把禮從儀式中區別開來,發展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隸主貴族等級制度和以奴隸主貴族的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儒家認為:「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
「禮」的宗旨——治國之本。儒家認為:「禮者君之大柄也。」「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
「禮」的內容——道德化的制度。它具體包括: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義、妻順、兄愛、弟悌。
「禮」的本質——『『和」。儒家認為:「禮之用,和為貴。」和,指和諧、有序、互相扶持,從而形成有效的管理秩序。
從上面的簡單介紹中可以看出儒家管理思想體系的邏輯結構:儒家首先提出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設,進而提出仁政、德治、禮制的管理方法,最後提出要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管理目標。儒家管理思想是以血緣宗法關系為基礎,道德倫理為本位,把整個管理和治國思想、方略都倫理化了,具有理想化的色彩。儒家管理思想忽視法律、制度、體制等的「政道」作用,主要著眼於「治道」的探討。儒家的管理思想十分豐富,影響了中國社會幾千年,甚至波及附近亞洲國家,至今還發揮著重要影響。
(2)法家的管理思想——法制刑治論
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作為新生地主階級的代言人,沖破利益一元化的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情感管理體制,試圖用法律制度和法制手段建立和維護新的多元化的管理體制,在「人性本惡」的前提下提出以法制刑治為主要內容的管理思想體系。
①崇君權
法家推崇君權專制。管子認為:「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
法家崇君權,竭力維護最高統治者的權威,目的是為推行其法制刑治的管理思想尋求實施主體和保障條件。法家不可能有現代民主思想,將法制與民主相聯系。在他們所處的時代,只可能將法制與專制一相聯系,試圖以專制君權為支撐,推行他們的管理理念和制度。
②倡法制
在崇君權的基礎上,法家力主推行法制。商鞅認為:「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管子認為:「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家的法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權勢是「勝眾」之資。要推行法制,統治者首先要確立自己的權勢。管子認為:「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韓非認為:「勢者,勝眾之資也。」它具體包括:一曰權勢是君主的地位保障。主能制臣用民,在於「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二曰權勢是君主保持威嚴的基礎。韓非認為:「有威足以服人」,喪權失威,則是「落架的鳳凰不如雞」。三曰權勢是統治力量的源泉。韓非認為,君失去權勢,如虎失去爪牙,無力控制百獸。勢位、威嚴、力量,三者是法家權勢思想的核心內容,其中「勢」是前提,「威」是條件,「力」是手段。
法制是治世之寶。法制,主要是指以法律制度作為治國的依據。法家主張,以法為本,以法為教。韓非認為,治理國家必須「以法治國」、「循法而治」、「惟法為治」,反對「釋法任智」、「舍法上賢」、「去法務德」的治理方略。他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實行「壹教」、「壹刑」、「壹賞」。
③施刑治
推行法制的手段是用嚴刑重罰,以刑推法,以刑護法。韓非說:「刑賞,君之大柄也。」法家主張的法制,主要是突出刑罰的重要功能,輔之以賞。它具體包括以下內容:
治民要嚴刑重罰。韓非認為:「夫嚴刑者,民之可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邪,設其所惡以防其奸。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是以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
罰與賞要結合。韓非認為:「賞厚而信,刑重而必。」管子認為:「刑罰不足以畏其志,殺戮不足以服其心。」因此,必須要從其欲,罰與賞相結合,才能令行禁止。
賞罰要得當。賞罰必須依據「公義」,依據事實,做到賞罰得當。
法家的管理思想十分豐富,決非上述全部內容。法家重法治、崇強力的管理方略對中國歷史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秦朝用法家的理論統一海內,功勞卓著。漢代獨尊儒術,也不是完全不用法家的方略,只是使法家的方略由顯變隱,使國家暴力披上道德的外衣,以義統利,以力輔德,補德治教化之不足。同時,通過上面的介紹也使我們看到,法家的管理思想盡管是為專制皇權服務的,但他們揭示出來的法制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則和方法,在今天仍然有著很寶貴的借鑒意義。
(3)道家的管理思想——無為而治論
道家是以老子的「道」的學說為中心的學派,用道來說明宇宙萬物的本質、構成和變化,主張「道法自然」、天道無為、萬物自然化生,因此認為人性自然。在管理國家上主張虔敬清靜無為、無為而治、順天則、任自然、居靜行簡、省欲節用、絕聖棄智、絕仁棄義。
①自然無為——治國之道
道家主張道法自然。道家認為,世界萬物的本源是道,道的根本特徵是自然無為。老子認為「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天地的運行狀態,指毫無勉強、不受外在制約的自由自在的必然狀態,即 「自己如此」的狀態。「無為」是指行為主體的狀態,指不強做妄為、不貪求私慾、
順其自然的狀態。
道家主張無為而治。既然天道自然,人道就要無為,治理國家就要「無為而治」。莊子認為,「無為為之謂天」,「無為言之謂德」,「無為而萬物化」。「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用天下而不足。」因此,「莫若無為」,「以無為為常」。無為而治的具體做法包括:堅守大道,不懷私慾;順應民性,不加干預。統治者自己要「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道家進一步認為「無為才能無不為「。老子認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莊子認為「無為而無不為」。因為行無為之道,萬物就會按其本性自然生長、自由發展,人也會實現自己的一切願望。老子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白化。」
總之,順應大道,順民性,不懷私慾,不用私智,不固執,不幹預,不強制,不妄為,任其性命之情,才能順百姓安居,天下大治。
②至德之世——理想境界
道家探討治國之道、治國之術,目的是追求其社會的理想境界——至德之世,老子稱作「小國寡民」。至德之世的特點是:
自然。道家理想社會的基本特徵是自然主義。道家認為,這就是「聖治」、「至治」、「至德之世」。
素樸。民性素樸,無知無欲,無私無為,完全依常性本能生活。
平等。人們在自然面前一律平等,這是自然之世、自然之民必然形成的人際關系。因此,貴賤、賢不肖、智愚、上下、尊卑不分。
自由。至德之世,人人自由。這種自由既是外在的自由,不受社會規范的約束;又是內在的自由,不受自己內心私慾和追求的左右。「日出而作,日人而息,遙之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
安寧。人們相安無事,基本生活需求能夠得到滿足。老子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一是指人們之所以能覺得甘、美、安、樂,是由於人們恬淡知足,沒有奢望。這種安寧,實際上是一種心理上的安寧。二是指人與自然的關系和諧,不相為害。
老萊子(約公元前599年一約公元前479年),春秋晚期著名思想家,「道家」創始人之一。楚國人,出生於康王時期,卒於惠王時期。著書立說,傳授門徒,宣揚道家思想。魯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受困於陳、蔡,楚昭王迎孔子來楚國。孔子外出,遇其弟子。弟子返家,告訴老萊子:「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示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誰氏之子。」老萊子說:「是丘也,召而來。」孔子見面,向老萊子請教怎樣輔助國君。老萊子訓導:「你對世人的痛苦感到哀傷,卻輕視你的作為給萬代子孫帶來的禍患,這究竟是貧乏無知還是無法達到目的呢?與其贊譽唐堯而非議夏桀,不如堯、桀而亡,收起那些褒貶,反乎自然必有損傷,不安不靜必生邪惡。對人作事從容隨物,故常成功。有什麼辦法,你自以為賢能啊!」要孔子改變那種志在經營四海,以賢能自負的態度。從中同時也流露出戒除驕矜,淡泊名利,亡卻好惡,順乎自然的思想主張。他還用「齒、舌」的比喻教孔子事君之道。這些語言,多為各國名家策士摘引。他的思想屬「言道家之用」雖然謀求的不是治國之道,但仍有一定關注社會的內容。後來道家莊子「群人南面之法」。則擴大發展了老萊子消積、無為的一面。
老萊子不願「受人官祿、為人所制」,隱居山林。楚惠王五十年(公無前479年)發生「白公勝之亂」,繼而陳國南侵,為避亂世,他攜妻子逃至紀南城北百餘里的蒙山之陽,「葭牆蓬室,木床蓍席,衣蘊食藪,墾山播護。」楚惠王自駕車前往,迎接老萊子到郢都出任官職,輔助國政。他謝絕說:「仆野山之人,不足守政。」為避免楚惠王再來聘求,他棄去茅舍,渡過長江,至江陵江南地區棲身,過著「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據其遺粒足以食也「的隱居生活。
遺著有《老萊子》16篇(一說15篇),漢魏時亡佚。有少數言論在《子書》、《戰國策》等書籍中有所收錄,從中可以管其生平和思想觀點。
老萊子還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孝子。孝養二老雙親,自己72歲時,為了使老父母快樂,還經常穿著綵衣,作嬰兒的動作,以取悅雙親。後人以「老萊衣」比喻對老人的孝順。唐代詩人孟浩然曾作詩曰:「明朝拜嘉慶,須著老萊衣。」
宋蘇舜欽《老萊子》詩:颯然雙鬢白,尚服五綵衣。
這個老萊非常孝順父母,對父母體貼入微,千方百計討父母的歡心。為了讓父母過得快樂,老萊特地養了幾只美麗善叫的鳥讓父母玩耍。他自己也經常引逗鳥兒,讓鳥兒發出動聽的叫聲。父親聽了很高興,總是笑著說:「這鳥聲真動聽!」老萊見父母臉上有笑容,心裡非常高興。老萊其實也不小了,也年過70。一次,父母看著兒子的花白頭發,嘆氣說:「連兒子都這么老了,我們在世的日子也不長了。」 老萊害怕父母擔憂,想著法子讓父母高興。他專門做了一套五彩斑斕的衣服,走路時也裝著跳舞的樣子,父母看了樂呵呵的。一天,他為父母取漿上堂,不小心跌了一跤。他害怕父母傷心,故意裝者嬰兒啼哭的聲音,並在地上打滾。父母還真的以為老萊是故意跌倒打滾的,見他老也爬不起來,笑著說:「萊子真好玩啊,快起來吧。」 這個成語形容子女想盡辦法讓年事已高的父母心情舒暢。
關尹,春秋(一說戰國)時人,字公文,道書中稱作關令尹喜,或關令尹、或尹喜。後得道成仙,號文始先生,證位為無上真人,玉清上相,為天府四相之一。元順帝至元三年(1266)加封文始尹真人,無上太初博文文始真君。道教派別之一「樓觀道」奉為祖師。《關尹子》又名《文始經》、《關令子》,全名《文始真經》。彷彿《老予》、《莊子》、《列子》一樣,《關尹子》也是以作者而命名的。不過,「關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關是指老子出函關的關,守關的人叫做關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稱為關令尹喜,後人尊稱為關尹子。道書中稱作關令尹喜。
關尹的來歷:關尹為春秋時期天水人,字公度,道書中稱作關令尹喜。據說他少好墳索,善天文秘緯,在周康王時為大夫,官至東宮賓友。為早期道家代表人物之一。關尹子是一個非常著名的射箭教師。所以有很多人來拜他為師。
關尹子教列子學射箭,有一次列子射中的靶子,興奮得不得了,便跑去問關尹子:「我學得差不多了吧。」關尹子問了他一句說:「你知道你為什麼可以射中靶子嗎?」列子搖搖頭說:「我不知道。」關尹子說:「不知道,那還能算學會射箭了嗎?」關尹子讓列子回去再學習。列子學了三年……三年之後列子又去請教關尹子。關尹子又問他:「現在知道你問什麼可以射中靶子了嗎?」列子回答:「知道了」關尹子說好我現在就問你:「如果敵人騎在馬上而你卻站在地上那你會怎麼對付他?」列子回答:「我會先射馬的腳讓敵人從馬上滾下來,然後瞄準著敵人搭弓射箭。」關尹子說:「好,現在可以了,你知道了你為什麼可以射中靶子,這樣才學好。以後記住了,要記住之所以設中的道理,千萬不要違背它。」
環淵戰國時思想家。楚國人。一作娟環、便娟,又稱娟子、涓子。學黃老道德之術,與詹何齊名。曾講學稷下,整理老聃語錄,成《道德經》上下篇,對保存道家原始思想資料作出了貢獻。《漢書·藝文志》著錄《蜎子》十三篇,早佚。一說環淵即關尹,與老聃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