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明朝管理西藏
明朝雖未駐軍，但照樣治理西藏事務。
找轉世靈童，就是永樂朝開始的，派人入藏找轉世靈童，西藏布達拉宮還保明朝派人入藏尋轉世靈童，朱元璋到明武宗之前十年，對西藏絕對有真正管理權，共有140年左右對西藏的有效管理，嘉靖年間才不再設烏斯藏，也不留烏斯藏法王、官員、蕃僧，反而驅逐，找轉世靈童，就是永樂朝開始的，派人入藏找轉世靈童，西藏布達拉宮還保明朝派人入藏尋轉世靈童圖。
在藏區的歸降後，明太祖要求藏民輸馬作賦、承擔徭役，或蒸造烏茶、輸納租米，強調「民之有庸，土之有賦，必不可少」。
《智者喜宴》里說大寶法王勸導朱棣放棄派兵入藏解決薩伽大殿的爭奪問題.(最後也解決了)。
公元1414年，永樂皇帝修通了一條從雅安到西藏的驛路。那個時候，征蒙古，下西洋，都花了很多錢，財政非常緊張。而且這條路要穿過崇山峻嶺，那個時候又沒有機械設備，全靠人力，工期浩大，而且短期內也看不到收益，所以大臣們都表示反對，怒斥這是一種敗家子的行為，但是朱棣鐵了心要修通這條路，嚴辦了一些反對的大臣，統一了思想(威逼利誘）以後，明王朝開始修這條路，歷經千難萬險後，這條路終於修通了。這條路從四川雅安直通藏區，大大加強了西藏地區與中央政府的聯系。有了基礎設施建設的物質條件後，西贊和內地的經3濟聯系也不斷加深，很多商隊利用這條通路進行茶葉和絲綢貿易，後來明朝滅亡，但是這條路依舊是中原向西藏施加影響力的紐帶。隨著這種影響的加深，設想一下如果朱棣沒有頂住壓力修這條路，後來的清王朝會修這樣的路么，如果不修，那麼就不會有中原王朝對西藏進軍，有實力統治，那隨著英國等西方勢力的到來，西藏最終會怎麼樣，就不好說了。
《明史》：永樂五年，明成祖開始大規模恢復驛站，他直接給闡化王下詔：「諭帕木竹巴灌頂國師闡化王同護教王、贊善王、必力工瓦國師、川卜千戶所，必里、朵甘、隴三衛、川藏等簇，復置驛站，以通西域之使。」
同時，成祖還命「都指揮司劉昭、何銘等往西番、朵甘、烏思藏等處設立站赤，撫安軍民」。「令所轄地方騷站有未復舊者，悉如舊設置，以通使命.」——《明實錄》。
經過前後七年的努力，漢藏金橋再次暢通。《明史》載:「自是道路畢通，使臣往還數萬里，無虞寇盜矣。」
劉昭，永樂五年(1407)以都指揮同知出使朵甘、烏思藏，建驛站。升都指揮使，鎮河州。宣德二年(1427)副陳懷討平松潘寇亂。累進都督同知。鎮西寧二十年，為番漢所畏服。
每有使臣往來，帕竹還有義務提供保護和承擔費用。這點在明朝太監侯顯出使烏斯藏時，最為明顯「給道里費，且遣人防護」。——《明實錄·宣宗實錄》。
《明實錄·孝宗實錄》記載了這么一件事，「其時王卒，其子(即阿吉旺秋第悉)請襲，命番僧二人為正副使往封。此至，新王亦死，其子阿往扎失扎巴堅參請封。二人不得已授之，遂具謝恩儀物，並獻其父所領勘合印章為左驗，至四川，守臣勤其擅封，逮治論斬，減死戍邊，副使以下悉有。」
這段記載的意思是，老闡化王死了，其子請求繼承王號，但路途遙遠等到明使帶著敕書趕到西藏時，新王也死了。
這下作為明使的蕃僧犯難了，敕書上寫的可是過世人名字。但他可能是為了省事兒，便將這份不對應的敕書給了繼任闡化王。
這事兒讓四川官員知道後，馬上就彈劾了蕃僧，繩捆索綁押送入京，判了斬立決。後來，孝宗考慮到「番人不足深治」，免其死罪，發配陝西平涼衛充軍。
這件事情可以清楚的看出，明朝對帕木竹巴番權的重視，否則大可不必如此上綱上線，嚴肅處理。
明朝前中期，明朝絕對有烏斯藏的管理權，到了嘉靖年間，驅逐番王、番僧，對烏斯藏放棄，到了萬厲年間，烏斯藏再次表示附歸，得到張居正認可，但已經沒有嘉靖之前對烏斯藏的實力管理。
朱元璋3年到朱厚照之前10年，對西藏絕對有真正管理權，共有140年左右對西藏的管理，正德十年，派劉允使烏斯藏。
劉允一路糜費，聲勢浩大，經臨清、長江三峽至成都，又率兵千人，當時噶瑪巴第八世彌覺多傑駐錫之地理塘進發，邀請彌覺多傑隨之進京。但是，彌覺多傑自衛藏楚布寺趕到康區自有目的：一是實現前輩多次受麗木土司邀請而未成行的夙願；二是為勸說木土司皈依佛法，停止對藏某區的用兵。因而以活佛年幼，尚未出痘為由而婉言回絕。迎請不成，劉允盛恕之下決心以武力劫持進京，不料事情敗泄，木土司一萬余兵趁夜襲擊劉允，護送彌覺多傑秘密去了麗江。這標志著明朝開始逐漸喪失烏斯藏的管理權。
嘉靖年間才不再設烏斯藏，不再留烏斯藏官員、法王、番僧，反而驅逐。
明朝嘉靖之前的中央政府，經常派出進藏人員。這些政府官員、宦官、內地僧人、駐京藏僧、藏區首領或宣布詔諭、或延請宗教領袖、或平定動亂、或設置驛站。這些從實際出發的治藏方略能充分反映出當時中央王朝的主權意識。各派各治各地，不得越界，誰越界，就派人入藏處罰，有矛盾，中央隨時派人入藏處理。明朝真正失去西藏時間，是在嘉靖年間，嘉靖皇帝驅逐京師番僧、法王、放棄烏斯藏，不再封烏思藏都指揮使，之前明朝對烏斯藏是劃分自治各管各的，不得越界搞事，否則朝廷派人入藏處罰。
對番僧政治策略，日本學者乙坂智子還提到「由於朝廷內有這些藏族僧人的存在，皇帝便可以向他的官僚體制炫耀他在政治上的優勢」。嘉靖之前京師，都是留下烏斯藏法王、番僧在京，以中央官員巡藏，明朝把漢族犯人、政治犯遷至藏區，即青海、甘肅、四川西部、雲南西北，這一政策非常正確，為當地日後穩定立了有力基礎。
明朝把漢族犯人、政治犯遷至藏區，即青海、甘肅、四川西部、雲南西北，到了清朝，這些地方，已經很好控制，之前，清海沒道教的，有了這群漢人，道教也有了，終明一終，以政治犯、犯人遷至戍守，還是一人犯法全家罰遷，都是遷至海南、東北、藏區等少數民族區域，明朝以犯人遷安入少數民族區域，對藏策略，第一，是藏區可以不駐軍，但必須遷徙政治犯、犯人，這一政策非常正確。 第二，在京師留駐法王、番師、番僧等人。第三，經常派人入藏巡視（可是在嘉靖年間放棄烏斯藏了），以上策略，清康熙時的都照著做，准葛爾侵藏，只是給了清康熙駐軍機會而已。
而永樂一朝的合璧文獻中最令人嘆為觀止的則數永樂四年（1406）五世噶瑪巴活佛稽留南京時期，明成祖命人根據其為皇帝已故雙親舉行的祈福活動而繪制的《薦福圖》。該圖以後收藏於西藏楚布寺，其總長度超過44米，高逾半米，共由二十二幅連續性彩繪圖畫構成，皆用漢、藏、波斯、蒙古、回鶻五種語言文字記錄相關內容，盡收圖文並茂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