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清明上河圖》上的賣膏葯的郎中
清明上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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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圖》，是北宋畫家張擇端存世的僅見的一幅精品，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
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今山東諸城）人。早年游學汴京，後習繪畫，宋徽宗趙佶（1101年—1124年在位）時期供職翰林圖畫院。專工中國畫中以界筆、直尺劃線的技法，用以表現宮室、樓台、屋宇等題材，尤擅繪舟車、市肆、橋梁、街道、城郭。他的畫自成一家，別具一格。張擇端的畫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圖》卷完好地保存下來了。這幅畫高25厘米半，長525厘米。這幅畫描繪的是汴京清明時節的繁榮景象，是汴京當年繁榮的見證，也是北宋城市經濟情況的寫照。通過這幅畫，我們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當時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總之，《清明上河圖》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北宋年間的汴京極盛，城內四河流貫，陸路四達，為全國水陸交通中心，商業發達居全國之首，當時人口達100多萬。汴京城中有許多熱鬧的街市，街市開設有各種店鋪，甚至出現了夜市。逢年過節，京城更是熱鬧非凡。為了表現京城的繁榮昌盛，張擇端選擇了清明這個重要節日的景象進行59表現。《清明上河圖》著重描繪了北宋首都水陸運輸和市面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圖》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橋和橋頭大街的街面組成。粗粗一看，人頭攢動，雜亂無章；細細一瞧，這些人是不同行業的人，從事著各種活動。大橋西側有一些攤販和許多遊客。貨攤上擺有刀、剪、雜貨。有賣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許多遊客憑著橋側的欄桿，或指指點點，或在觀看河中往來的船隻。大橋中間的人行道上，是一條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轎的，有騎馬的，有挑擔的，有趕毛驢運貨的，有推獨輪車的……大橋南面和大街相連。街道兩邊是茶樓，酒館，當鋪，作坊。街道兩旁的空地上還有不少張著大傘的小商販。街道向東西兩邊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較寧靜的郊區，可是街上還是行人不斷：有挑擔趕路的，有駕牛車送貨的，有趕著毛驢拉貨車的，有駐足觀賞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來往船隻很多，可謂千帆競發，百舸爭流。有的停泊在碼頭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駛。有的大船由於負載過重，船主雇了很多纖夫在拉船行進。有隻載貨的大船已駛進大橋下面，很快就要穿過橋洞了。這時，這只大船上的船夫顯得十分忙亂。有的站在船篷頂上，落下風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勁撐篙；有的用長篙頂住橋洞的洞頂，使船順水勢安全通過。這一緊張場面，引起了橋上遊客和鄰近船夫的關注，他們站在一旁吶喊助威。《清明上河圖》將汴河上繁忙、緊張的運輸場面，描繪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畫作的生活氣息。
張擇端具有高度的藝術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圖》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準。《清明上河圖》豐富的內容，眾多的人物，規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圖》的畫面疏密相間，有條不紊，從寧靜的郊區一直畫到熱鬧的城內街市，處處引人入勝。
北宋以前，我國的人物畫主要是以宗教和貴族生活為題材。張擇端雖然是在翰林圖畫院供職，創作的作品都稱為「院體畫」或「院畫」，但他卻把自己的畫筆伸向社會各階層人民的生活之中，創作出描寫城鄉生活的社會風俗畫。《清明上河圖》畫了大量各式各樣的人物。而且，張擇端對每個人物的動作和神情，都刻畫得非常逼真生動。這充分說明，張擇端生活的積累非常豐厚，創作的技巧非常嫻熟。
清明上河圖詳細介紹
《清明上河圖》畫卷，北宋風俗畫作品。傳世名作、一級國寶。《清明上河圖》是中國繪畫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不但藝術水平高超，而且圍繞著它還流傳下來許多有趣的故事。
《清明上河圖》以精緻的工筆記錄了北宋末葉、徽宗時代首都汴京（今開封）郊區和城內汴河兩岸的建築和民生。該圖描繪了清明時節，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兩岸的繁華景象和自然風光。作品以長卷形式，采 用散點透視的構圖法，將繁雜的景物納入統一而富於變化的畫面中，畫中人物500多，衣著不同，神情各異，其間穿插各種活動，注重戲劇性，構圖疏密有致，注重節奏感和韻律的變化，筆墨章法都很巧妙。全圖分為三個段落。
首段，汴京郊野的春光：
在疏林薄霧中，掩映著幾家茅舍、草橋、流水、老樹、扁舟。兩個腳夫趕著五匹馱炭的毛驢，向城市走來。一片柳林，枝頭剛剛泛出嫩綠，使人感到雖是春寒料峭，卻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頂轎子，內坐一位婦人。轎頂裝飾著楊柳雜花，轎後跟隨著騎馬的、挑擔的，從京郊踏青掃墓歸來。環境和人物的描寫，點出了清明時節的特定時間和風俗，為全畫展開了序幕。
中段，繁忙的汴河碼頭：
汴河是北宋國家漕運樞紐，商業交通要道，從畫面上可以看到人煙稠密，糧船雲集，人們有在茶館休息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在飯鋪進餐的。還有"王家紙馬店"，是掃墓賣祭品的，河裡船隻往來，首尾相接，或纖夫牽拉，或船夫搖櫓，有的滿載貨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緊張地卸貨。橫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規模宏大的木質拱橋，它結構精巧，形式優美。宛如飛虹，故名虹橋。有一隻大船正待過橋。船夫們有用竹竿撐的；有用長竿鉤住橋梁的；有用麻繩挽住船的；還有幾人忙著放下桅桿，以便船隻通過。鄰船的人也在指指點點地象在大聲吆喝著什麼。船里船外都在為此船過橋而忙碌著。橋上的人，也伸頭探腦地在為過船的緊張情景捏了一把汗。這里是名聞遐邇的虹橋碼頭區，車水馬龍，熙熙攘攘，名副其實地是一個水陸交通的會合點。
後段，熱鬧的市區街道：
以高大的城樓為中心，兩邊的屋宇鱗次櫛比，有茶坊、酒肆、腳店、肉鋪、廟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綾羅綢緞、珠寶香料、香火紙馬等的專門經營，此外尚有醫葯門診，大車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業，應有盡有，大的商店門首還扎「綵樓歡門」，懸掛市招旗幟，招攬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賈，有看街景的士紳，有騎馬的官吏，有叫賣的小販，有乘座轎子的大家眷屬，有身負背簍的行腳僧人，有問路的外鄉遊客，有聽說書的街巷小兒，有酒樓中狂飲的豪門子弟，有城邊行乞的殘疾老人，男女老幼，士農工商，三教九流，無所不備。交通運載工具：有轎子、駱駝、牛馬車、人力車，有太平車、平頭車，形形色色，樣樣俱全。繪色繪形地展現在人們的眼前。
總計在五米多長的畫卷里，共繪了五百五十多個各色人物，牛、馬、騾、驢等牲畜五、六十匹，車、橋二十多輛，大小船隻二十多艘。房屋、橋梁、城樓等也各有特色，體現了宋代建築的特徵。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一幅描寫北宋汴京城一角的現實主義的風俗畫，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水平。
繪畫史上名為《清明上河圖》的畫幅很多，但真本畢竟只有一幅。經過眾多學者、專家對這一專題的研究，大家意見基本一致，都認為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這幅是北宋張擇端的原作。其它的同名畫作，均為後來的摹本或偽托張擇端的臆造本。
現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本的畫卷本幅上，並無畫家本人的款印，確認其作者為張擇端，是根據畫幅後面跋文中金代張著的一段題記。張著的題記也僅寥寥數語："翰林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今山東諸城）人也。幼讀書，游學於京師，後習繪事，本工其界畫，尤嗜於舟車市橋郭徑，別成家數也。"不過，張擇端的姓名並未見於北宋後期成書的《宣和畫譜》，有人推測說，可能他進入畫院時間較晚，編著者還來不及將其收編書中。
《清明上河圖》在細節描繪上有著巨大的藝術魅力! 臨摹畫製作精美,也是一種商業藝術,它更是你收藏,贈給親朋好友的絕佳藝術禮品!
白壽彝任顧問的《中國通史(彩圖本)》對《清明上河圖》的評價全卷所繪人物五百餘位，牲畜五十多隻，各種車船二十餘輛艘，房屋眾多，道具無數，場面巨大，段落分明，結構嚴密，有條不紊。技法嫻熟，用筆細致，線條遒勁，凝重老練。反映了高度精純的繪畫功力和出色的藝術成就。同時，因為畫中所繪為當時社會實錄，為後世了解研究宋朝城市社會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資料。
《簡明不列顛網路全書》在「張擇端」條內對《清明上河圖》的評價是一幅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風俗長卷。畫家成功地描繪出汴京城內及近郊在清明時節社會上各階層的生活景象。主要表現的是勞動者和小市民。對人物、建築物、交通工具、樹木、水流之間的相互關系的處理，非常巧妙，整體感很強，具有極大的考史價值。此後歷代繪制的都市風俗畫，無不受其影響。
北宋著名畫家張擇端繪制的不朽傑作《清明上河圖》，是我國繪畫史上的無價之寶。它是一幅用現實主義手法創作的長卷風俗畫，通過對市俗生活的細致描繪，生動地再現了北宋汴京承平時期的繁榮景象。
張擇端，字正道，南北宋之交的畫家，東武(今山東諸城)人。《清明上河圖》是張擇端在宋徽宗朝任朝翰林畫院畫史時所作。這幅長卷為絹本，淡著色，畫幅高24.8厘米，長528.7厘米。
張擇端完成這幅歌頌太平盛世歷史長卷後，首先將它呈獻給了宋徽宗。宋徽宗因此成為此畫的第一位收藏者。作為中國歷史上書畫大家的宋徽宗酷愛此畫，用他著名的「瘦金體」書法親筆在圖上題寫了「清明上河圖」五個字，並鈐上了雙龍小印(今佚)。
這件享譽古今中外的傳世傑作，在問世以後的800多年裡，曾被無數收藏家和鑒賞家把玩欣賞，是後世帝王權貴巧取豪奪的目標。它曾輾轉飄零，幾經戰火，歷盡劫難……它曾經五次進入宮廷，四次被盜出宮，歷經劫難，演繹出許多傳奇故事。
明嘉靖三年(1524年)，《清明上河圖》轉到長洲人陸完的手裡(陸完字全卿，成化年間中進士，官至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名重一時)。明代李日華《味水軒日記》載：陸完死後，他的夫人將《清明上河圖》縫入枕中，不離身半步，視如身家性命，連親生兒子也不得一見。陸夫人有一娘家外甥王某，言辭乖巧，非常會討夫人歡心。王某擅長繪畫，更喜歡名人書畫，便挖空心思向夫人央求借看《清明上河圖》。反復懇請後，夫人勉強同意，但不許他帶筆硯，只許他在夫人閣樓上欣賞，而且不許傳給別人知道。王某欣然從命，往來兩三個月，看了十餘次以後，竟臨摹出一幅有幾分像的畫來。當時專橫跋扈的大奸臣嚴嵩正四處搜尋《清明上河圖》，都御史王忬得知後，便花800兩紋銀從王某手中購得贗品，獻給嚴嵩。嚴嵩府上有一裝裱匠湯臣，認出畫是假貨，便以此要挾王忬，令其出40兩銀子賄賂自己，但王忬對其不予理會。湯臣惱羞成怒，在嚴嵩設宴歡慶時，將圖上舊色用水沖掉，嚴嵩在眾人面前大為窘迫，以後便尋機將王忬害死，臨摩此畫的王某也因此受到牽連，被抓去餓死獄中。
實際上，陸完死後，其兒子急等錢用，便將《清明上河圖》賣至崑山顧鼎臣家，後被嚴嵩父子強行索去。這之前嚴嵩確曾托王忬買過「名畫」，王忬也確曾買蘇州人王彪之摹本獻給嚴嵩，後被識破。
隆慶時，嚴嵩父子被御史鄒應龍彈劾，終於官場失勢，嚴世蕃被斬，嚴府被抄，《清明上河圖》再度收入皇宮。
《清明上河圖》到清朝後先由陸費墀(安徽相鄉人)收藏。陸費墀是乾隆時進士，他得圖後也在上面鈐印題跋。後被畢沅購得。畢沅(1730-1797)，鎮洋(今江蘇太倉)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進士。畢沅生平喜愛金石書畫，家中收藏頗為豐富。他得《清明上河圖》以後，與其弟畢瀧(清代收藏鑒賞家)同賞，現今畫上有二人印記。
畢沅在關中任職時，對地方上的文物盡心修繕保護，不料這些卻成了他的「罪行」。畢沅死後不久，湖廣人民反清，清廷認為畢沅任湖廣總督期間，「教匪初起失察貽誤，濫用軍費」，不但將畢家世職奪去，而且將其全家百口全部殺掉，家產也被抄沒入宮。
清廷將《清明上河圖》收入宮以後，便將它收在了紫禁城的迎春閣內。嘉慶帝對其珍愛有加，命人將它收錄在《石渠寶笈三編》一書內。此後，《清明上河圖》一直在清宮珍藏，雖然經歷了1860年英法聯軍以及1900年八國聯軍兩度入侵北京，洗劫宮室，但居然逃過了劫難，均未受損。
1911年以後，《清明上河圖》連同其他珍貴書畫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儀以賞溥傑為名盜出宮外，先存在天津租界內的張園內。1932年，溥儀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偽滿洲國，於是這幅名畫又被帶到長春，存在偽皇宮東院圖書樓中。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也到了。溥儀和他的日本主子一見大事不好，便乘飛機逃往大栗子溝，偽滿皇宮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亂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機進宮「搶洋撈」，偽皇宮的大批珍貴之物便在這場動亂中流散到了民間，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圖》。
1946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長春。解放軍幹部張克威通過當地幹部收集到偽滿皇宮流散出去的珍貴字畫十餘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圖》。1947年，張克威同志調到東北行政委員會工作，臨行前他將這十餘幅卷軸交給了當時開辟東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林楓同志。
《清明上河圖》經林楓之手進了東北博物館，後來又調到北京故宮博物院珍存。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大幹將之一李作鵬，曾利用權勢將《清明上河圖》強行從故宮博物院「借」出，據為己有。他還夥同邱會作、吳法憲等人一起，霸佔了其他一大批珍貴文物。林彪倒台後，《清明上河圖》才又重見天日，如今依然珍藏在故宮博物院中。
《清明上河圖》究竟畫了些什麼內容呢？為什麼千百年來，它的魅力一直不衰？
據齊藤謙所撰《拙堂文話·卷八》統計，《清明上河圖》上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動物208頭(只)，比古典小說《三國演義》(1191人)、《紅樓夢》(975人)、《水滸傳》(787人)中任何一部描繪的人物都要多。
《清明上河圖》全圖可分為三個段落，展開圖，首先看到的是汴京郊外的景物。中段主要描繪的是上土橋及大汴河兩岸的繁忙景象。後段則描繪了汴京市區的街景。人物大不足3厘米，小者如豆粒，仔細品察，個個形神畢備，毫纖俱現，極富情趣。
《清明上河圖》大至原野、浩河、商廊，小至舟車人物、攤鋪、擺設、市招文字皆統組一起，真實自然，令人有如臨其境之感。整部作品長而不冗，繁而不亂，嚴密緊湊，有如一氣呵成，充分表現了畫家張擇端的過人筆力，不愧為中華藝術寶庫中的稀世珍寶。
據圖後明人李東陽的題跋考據，《清明上河圖》前面應還有一段繪遠郊山水，並有宋徽宗瘦金體字簽題和他收藏用的雙龍小印印記，而今這些在畫上都已不見。原因有兩種，一種可能是因為此圖流傳年代太久，經無數人之手把玩欣賞，開頭部分便壞掉了，於是後人裝裱時便將其裁掉；一種可能是因宋徽宗題記及雙龍小印值錢，後人將其故意裁去，作另一幅畫賣掉了。
還有許多專家猜想《清明上河圖》後半部佚失了一大部分，因為畫不應該在剛進入開封城便戛然而止，而應畫到金明池為止。
《清明上河圖》
中國古代書畫上除了作者 的題跋和鈐印外，往往還有收藏者的題款和鈐印。我國有這樣一幅名畫，上署有許許多多人的題跋，蓋有密密麻麻的鑒藏印章。可見它經過了許多官方和私家收藏者之手。這就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圖》。它歷經八、九百年的歲月滄桑，飽經劫難，有的收藏者為其而遭不幸，作品終於倖免於難而保存下來。
《清明上河圖》的作者是宋代畫家張擇端。張擇端是山東人，早年在汴京(今河南開封)學習繪畫，後為北宋畫院畫師。雖然有關他的記載很少，但這幅了不起的作品，使後人永遠地記住了他。 《清明上河圖》是一幅絹本設色長卷，高248厘米，長528厘米。圖中描繪的是北宋都城汴京在清明時節的繁華熱鬧的景象。清明上河是當時的民間風俗，如像今天的節日集會，人們藉以參加商貿活動。全圖規模宏大，結構嚴謹，大致分為三個段落：第一段是市郊景畫，第二段是汴河，第三段是城內街市。
先是汴京郊外的景象。農民在田裡耕作，有錢人掃墓歸來。路上，馱隊、挑夫、騎馬坐轎的人物正匆匆進城。接下去是最精彩的部分--汴河。汴河上的拱橋如一道彩虹，橋上行人如潮，熙熙攘攘，磨肩擦踵，橋下舟楫相競相爭。許多細小情節刻劃得極有情趣。如橋頭一匹驚馬造成險情，毛驢被驚嚇，好奇的人在圍觀。接著又描繪汴京的街市。汴京作為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城中官府衙門、民居宅院、作坊店鋪、茶肆酒樓，屋宇錯落，林林總總，街上車水馬龍，九流三教，應有盡有，百業興隆，熱鬧非凡。畫面又展開一幅從容的景象，有張有馳，形成有趣的對比和節奏感。畫家通過對汴京城內建築、商貿、交通、運輸幾個方面的描繪，再現了北宋都城的繁華和發達。
《清明上河圖》中畫有五百五十餘人，各種牲畜六十多匹，木船二十多隻，房屋樓閣三十多棟，推車乘轎也有二十多件。如此豐富多彩的內容，為歷代古畫中所罕見。可貴的是，畫中每個人物、景象、細節，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疏密、繁簡、動靜、聚散等畫面關系，處理得恰到好處，達到繁而不雜，多而不亂。充分表現了畫家對社會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的藝術修養和表現能力。 《清明上河圖》既是一件偉大的現實主義繪畫藝術珍品，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北宋大都市的商業、手工業、民俗、建築，交通工具等豐富的形象資料，因此，它還具有歷史文獻的價值。
在中國美術史上，《清明上河圖》可謂是一幅最具傳奇色彩的作品，也是歷朝歷代被臨摹最多的一幅作品。從古至今關於《清明上河圖》版本的考證、真偽的爭辯有著許許多多的傳說和不解之謎；千百年來歷朝歷代的皇宮貴族、文人墨客，對於《清明上河圖》的掠奪和收藏從未停息過。《清明上河圖》真跡是如何現世的？它的作者張擇端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
《清明上河圖》真跡驚現世間
公元1912年2月12日這一天，中國封建歷史上最後一位皇帝愛新覺羅·溥儀走下了皇帝寶座，它宣告了中國封建王朝兩千多年的統治大夢，頃刻間土崩瓦解。根據「優待條例」，溥儀仍然住在皇宮紫禁城內。溥儀同中國任何一位封建皇帝不同，他少年時期接受英國老師庄士敦的教育，從小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影響，因此他一直有出國留洋的夢想。為了離開皇宮後能有充足的經費實現自己的願望，他想到了皇宮中收藏的大量珍寶、字畫。由此，歷經了宋、元，明、清四個朝代的《清明上河圖》，四次被收進皇宮，又一次次神秘失蹤，這一次又開始了它神秘而漫長的旅程。
離開了皇帝寶座的溥儀利用自己的皇權，從1922年11月16日開始，到1923年1月28日的73天時間里，以「賞賜」其弟愛新覺羅·溥傑的名義，將書畫手卷1285件，冊頁68件移出皇宮。這些中國歷代珍貴的書畫精品，每一件都價值連城。其中，《清明上河圖》就有四卷之多，包括北宋畫家張擇端所畫的《清明上河圖》；明代畫家仇英仿畫的《清明上河圖》，以及明代其他畫家以蘇州為背景仿畫的「蘇州片」《清明上河圖》等。尤其北宋畫家張擇端所畫的《清明上河圖》堪稱中國美術史上的稀世神品，是歷朝歷代皇宮貴族爭相收藏的珍品。
1925年2月24日，農歷二月初二，俗稱「龍抬頭」的日子，溥儀打扮成商人的模樣，在日本人的監護下，來到天津法租界的張園，他以「賞賜」其弟溥傑為名移出紫禁城的大量珍寶、字畫，也秘密地轉移至天津，《清明上河圖》陪伴著溥儀在天津度過了七年多的時光。
1932年3月8日，溥儀在侵華日軍的操縱下，帶著他的家眷和大量珍寶、字畫，從天津遷往長春，就任偽滿洲國皇帝。《清明上河圖》又陪伴著溥儀，在長春度過了長達13年4個月的歲月。長春偽皇宮的「輯熙樓」，見證了溥儀和他的家眷在長春度過的時光。「輯熙」的名字是溥儀自己起的，「輯熙」二字出自於《詩經·大雅·文王》：「穆穆文王，於輯熙敬止。」然而溥儀認為，「輯熙」的「熙」字，與康熙皇帝的「熙」字相同，溥儀非常崇拜康熙皇帝的才華和治國方略，因此，「輯熙」二字的含義不言而喻，溥儀是想秉承先祖康熙皇帝之志恢復滿清大業。為此，人們不難揣測出溥儀如此喜愛《清明上河圖》的原因；歷代皇宮貴族爭相收藏《清明上河圖》的目的，無不是被《清明上河圖》中這夢幻般的繁華祥瑞之氣所迷醉。
1945年，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通知溥儀遷都通化，溥儀心中明白，所謂的遷都實際上是逃亡，溥儀請山田乙三寬限3天的時間打理行裝。實際上，溥儀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些從北京故宮帶出來的珍寶、字畫。13年來，《清明上河圖》和大量的珍寶、字畫，一直封存在長春偽皇宮後面的書畫樓里，只有溥儀和少數貼身隨從知道書畫樓裡面封存的秘密。溥儀和貼身隨從匆匆忙忙進入這座神秘的「小白樓」，他從大量的珍寶、字畫當中精選了一些珍品逃往通化，剩下的珍寶、字畫被一些侍衛哄搶。其中，四個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圖》有哪一卷被溥儀帶在身邊？哪一卷流失於民間？人們不得而知……
溥儀帶著一部分珍寶、字畫和家眷，匆匆逃往通化長白山腳下的小山村——大栗子溝。溥儀在大栗子溝僅僅住了3天，之後又匆匆忙忙趕往沈陽，准備從沈陽逃往日本。溥儀又從長春偽皇宮帶來的珍寶、字畫中再一次進行甄選，只選了少量的珍寶、字畫，帶著弟弟溥傑和兩個妹夫、三個侄子、一個醫生、一個隨侍逃往沈陽，而將大部分家眷和一些珍寶、字畫留在了大栗子溝，這些被遺棄在大栗子溝的珍寶、字畫，有的被瓜分，有的被燒毀，最後被解放軍收繳。
1945年8月19日，溥儀在沈陽機場乘飛機准備逃往日本，飛機起飛後被蘇聯紅軍迫降，溥儀和他的隨從人員，以及隨身攜帶的珍寶、字畫被蘇聯紅軍截獲，溥儀被蘇聯紅軍遣往蘇聯赤塔，後轉至伯力，五年之後，溥儀被遣送回國，四個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圖》下落不明。
1950年冬天，東北局文化部開始著手整理解放戰爭後留下的文化遺產，書畫鑒定專家楊仁愷先生負責對從各方收繳來的大量字畫進行整理鑒定，有些書畫作品保持完好；有些書畫作品已經破損。當楊仁愷先生打開一卷殘破的畫卷時，頓時驚呆了，這幅長卷畫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畫中描繪人物、街景的方法，體現著獨特古老的繪畫法式，楊仁愷先生隨後對這幅畫卷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和細致的考證，這幅長卷氣勢恢弘，筆法細膩，人物、景物栩栩如生，這幅畫上雖然沒有作者的簽名和畫的題目，然而歷代名人的題跋豐富、詳實，歷代的收藏印章紛繁復雜，僅末代皇帝溥儀的印章就有三枚之多。尤其是畫卷之後金代張著的題跋中明確地記載：「翰林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人也，幼讀書，游學於京師，後習繪事，本工其『界畫』，尤嗜於舟車市橋郭徑，別成家數也，按向氏《評論圖畫記》雲，《西湖爭標圖》，《清明上河圖》，選入神品，藏者宜寶之。大定丙午清明後一日。」難道這就是被歷代皇宮、貴族爭相收藏的稀世神品——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嗎？
楊仁愷先生將這幅畫卷的照片，發表於東北博物館編印的《國寶沉浮錄》中，立即引起了國內外專家學者高度關注，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先生，將這幅畫卷調往北京，經專家學者進一步考證、鑒定，確認這幅繪畫長卷就是千百年來名聞遐邇的——《清明上河圖》「石渠寶笈三編本」。遺失多年的稀世國寶終於再一次入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圖》「石渠寶笈三編本」長卷，縱24.8厘米，橫528厘米，根據專家統計，《清明上河圖》共畫有人物684人，牲畜96頭，房屋122間，樹木174株，船25艘，車15輛，轎8頂。如此浩瀚的畫卷，畫面結構嚴謹，有條不紊，人物的各種活動，刻畫的非常細致生動，前後呼應，一氣呵成。「界畫」畫法，嫻熟自然。《清明上河圖》共有歷代13個收藏家寫的14個跋文，鈐章96方。僅末代皇帝溥儀的鈐章就有3枚之多，足以證明溥儀對《清明上河圖》的青睞；只有《清明上河圖》這樣的煌煌巨制，才可以容得下一代帝王的千秋大夢。
·《清明上河圖》
國寶《清明上河圖》歷經兵火，幾遭劫難，歷代收藏家和鑒賞家曾把玩、鑒賞留下了幾許妙語佳話，更有許多待揭之謎。
北宋畫家張擇端繪制的長卷風俗畫《清明上河圖》，是譽滿中外的藝術珍品。它和唐人韓�創作的《五牛圖》一樣，被稱為畫苑「國寶」。其最早收藏者是宋徽宗（趙佶），他用瘦金體書寫的「清明上河圖」真跡和雙龍小印（宋代皇帝的閑章，用於鑒賞或收藏藝術品時鈴記），可證畫成後最初收藏在皇宮，公元1126年汴京陷落後，宮中所有名貴文物包括這幅名畫，統統被金人掠去，金人初不識此畫的價值。又過了59年，即金世宗大定26年（1186），金人張著最早在《清明上河圖》上撰跋文轉引《向氏評論圖畫記》說，證實宋人張擇端有《清明上河圖》及《西湖爭標圖》，這樣《清明上河圖》的名稱始定下來。
歷史上對張擇端創作《清明上河圖》的年代，以及「上河」一記號曾有過一些爭論，對畫中描繪的是清明時節，從金代以來，似無異議。明代的《味水軒日記》中記載，這幅畫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體題簽、雙龍小印，並且還有宋徽宗的題詩；詩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這樣一來，這畫卷描繪的是春天景色就更不用懷疑了，近代及當代美術史家鄭振鐸、徐邦達、張安治等均主「春景」之說。但是，也有人對此提出異議。
對春景之說首先懷疑者是開封市教師孔憲易先生。他在1981年《美術》雜志第二期上發表《清明上河圖的「清明」質疑》一文，列舉了八項理由，認定《清明上河圖》上所繪是秋景。
一、畫卷右首有馱負10簍木炭的驢子。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每年農歷十月，汴京始「進暖爐炭，幃前皆置酒作暖會」，若說清明節前後進暖爐炭，違背宋人生活習俗。孟元老和張擇端生活在同一時代，《東京夢華錄》是研究北宋汴梁風土民俗的重要資料，所述史事當是可信的。
二、畫面有一農家短籬內長滿了像茄
② 請問北宋的兵部員外郎、進義校尉、進武校尉是什麼樣的官職
員外郎簡稱外郎或員外，通稱副郎.兵部：宋初設樞密院，掌管軍事政令，武臣銓選則歸三班院和審官西院負責，兵部只管皇帝儀仗、鹵簿、武舉、義勇弓箭手等事，委任「判兵部事」一員。神宗時設兵部尚書、侍郎各一員，職方、駕部、庫部和本部等四司郎中、員外郎各一員，職權略有擴大，主管民兵、弓手、廂軍、蕃兵、剩員，武士校試武藝，及少數民族官封承襲等事。尚書從二品，侍郎從三品。
校尉在宋為低級武散官的稱號。沒有什麼職位。
武階舊有橫行正使、橫行副使，有諸司正使、諸司副使，有使臣。政和易以新名，正使為大夫，副使為郎，橫行正、副亦然，於是有郎居大夫之上。至紹興，始釐正其序：
太尉、通侍大夫、正侍大夫、宣正大夫、履正大夫、協忠大夫、中侍大夫、中亮大夫、中衛大夫、翊衛大夫、親衛大夫、拱衛大夫、左武大夫、右武大夫（以上為橫行十三階）、武功大夫、武德大夫、武顯大夫、武節大夫、武略大夫、武經大夫、武義大夫、武翼大夫（以上系舊諸司正使八階）、正侍郎、宣正郎、履正郎、協忠郎、中侍郎、中亮郎、中衛郎、翊衛郎、親衛郎、拱衛郎、左武郎、右武郎（以上舊為橫行副使，政和更新，增益共十二階）、武功郎、武德郎、武顯郎、武節郎、武略郎、武經郎、武義郎、武翼郎（以上舊諸司副使八階）、訓武郎、修武郎（以上為大使臣）、從義郎、秉節郎、忠訓郎、忠翊郎、成忠郎、保義郎、承節郎、承信郎（以上為小使臣）。進武校尉、進義校尉、下班祗應、進武副尉、進義副尉、守闕進義副尉、進勇副尉、守闕進勇副尉（以上無品）。承信郎以上並五年一轉，至武功大夫，有止法。
③ 於是日，郎中莫衣紫是什麼意思
當天郎中（古代官銜）就沒有穿紫衣服的了。
④ 禮部郎中相當於現在什麼官
郎中相當於司局級幹部（+副部級）。唐高祖武德三年 (620) 改儀曹郎設。額一員，因其地望清貴，又掌尚書省文翰之事，故多以有文名者居之，號為「南宮舍人」，短期內即可擢遷知制誥。
高宗龍朔二年 (662) 改名司禮大夫，咸亨元年 (670) 復舊。武則天光宅元年(684) 改春官郎中，中宗神龍元年 (705) 復舊。五代因之。
禮部郎中
北宋前期為五品寄祿官，神宗元豐 (1078—1085) 改制後，始有實際職掌，作為禮部之佐貳官，參領本部事務，遼朝亦設，為南面官。道宗大安 (1085—1094) 末，劉輝曾任此職。辨名數。西夏亦置，其制不詳。金朝設一員，元朝設二員，均同宋制，參領本部事務。
明、清於禮部所屬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四清吏司設郎中，為各司長官，分別冠以各司之名號。明制，司各一員，清朝各司員額不等，四司共十一人，分別由滿洲六人、蒙古一人、漢四人充任，各司均有一漢人。宣統三年 (1911)，禮部改典禮院，遂廢。
⑤ 從很多古畫中可以看到古代很多官員腰帶都很大，像呼啦圈一樣，那古代真是這樣的嗎這樣的腰帶又有什麼作
"只重衣衫不重人"這句話，一般被解釋為一種淺薄的社交態度，但有時卻是工作需要。比如，凡治安交警、工商稅務等部門官員在行使公務職權時，必須穿戴制服佩飾，便是通常情況下的基本要求。其實，此現象亦是古已有之的生活常識。清朝建國之初，凡牧令坐堂或官吏下鄉，都穿明代官吏制服，"蓋不如是，則人民不能知其為官，抗不服從耳"（《清稗類鈔·服飾》），後來等大家熟悉了本朝的官吏制服，才逐漸改過來。《水滸傳》中的李逵以魯莽出名，但是在壽張縣衙冒充知縣時，也知道要"取出襆巾，插上展角，將來戴了，把綠袍公服穿上，把角帶系了，再尋皂靴，拿著槐簡，走出廳前"（第74回），一應行頭，樣樣不少。可見粗中有細，這個著裝上崗的規矩還是懂的。
李逵穿戴的綠袍"公服"，就是古代的公務員制服。但公服是統稱，因其具體形制、用途及時代上的區別，尚有其它多種叫法。以唐代為例。據《唐會要》卷三一載，官員制服有朝服、公服、常服等多種名目。朝服亦名具服，相當於現代的禮服，在參加祭祀、宴享、朝賀、拜表等重要典禮時穿著。在士人筆下，朝服也常成為官員制服的代稱，使人誤以為朝服就是出席朝會時的服飾，其實這裡面是有區別的。
因為朝服是出席典禮時的穿戴，照例要有許多光燦奪目的裝飾，以示隆重。就像我們在影視中常看見現代軍人在著軍禮服出席典禮時，除領章肩章等軍銜標識一應齊全外，還有綬帶胸章等許多漂亮的飾物，非精通此道的，連名目也報不出。古代官員的朝服，也有這些玩意，統稱"法物"，所以有的朝代也把朝服稱作"法服"。《東京夢華錄》述北宋冬至大典：皇帝車駕宿大慶殿，"宰執百官皆服法服"，就是指大家都穿上了飾有法物的朝服。這種禮儀性的法物，一般多是有關部門保管，到時候借給大家裝飾一下，所有權不屬個人。
官員在典禮以外其它公務場合的著裝，叫公服，亦名從省服或品服，這就是正規制服了。《水滸傳》第90回述招安授官以後的"宋江、盧俊義，俱各公服，都在待漏院伺候早朝，隨班行禮"，說明參加朝會應著公服，而不是朝服。唐宋時代，公服等級主要由服裝的顏色區分，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比北魏時色分五等少了一等。唐高宗時，有人提出八九品的深青色官服很容易同三品以上的紫色官服混淆，遂改八九品服碧。唐德宗時，張建封任徐泗濠節度使，幕下有個佐官於良史，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發白衣仍碧。日暮依朱門，從未染袍赤。"張建封一了解，才知此人進士及第已三十年，但官運一直不佳，聞之感慨，便上奏朝廷，請求為於良史晉階（《唐語林》）。因知唐時士人及第即獲得仕宦資格後，就可著碧色公服了。
於良史詩中的"染袍赤"，就是四五品官員的服緋，即大紅色。相傳唐代名相顏真卿原任醴泉尉，因唐玄宗要親自主持科舉考試（制科），欲去報考，先向一個善於看相的尼姑詢問前程。尼姑說："顏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必朝拜。"顏真卿又問："官運到頭，能到五品嗎？"尼姑笑答："顏郎所望，何其卑耶？"顏說："得五品官便可著緋衣，帶銀魚，兒子得補齋郎，我的願望已滿足了。"尼姑指著座上一塊紫色的餐巾說："顏郎衫色如此……"果然，考試結果，顏真卿名列高等，授長安尉，不數月遷監察御史，其後仕途一帆風順，公服顏色由碧而綠，再染為赤，直到官居二品，穿上紫衫（《戎幕閑談》）。
古詩中常有"滿朝朱紫貴"一類的句子，對照於良史和顏真卿這兩個故事可知，凡進士及第，多以有朝一日能穿上四五品的緋服為官場上的進取目標，但能夠如願以償者總是很少。為此，很多按品階只可服碧服綠的官員，又經常服黃，這是當時表識政府官員身份的一般性識別。仍以現代軍人的服飾打比方，朝服可比軍禮服，品服好比軍常服，作為官服的黃服，則好比軍便服。穿黃便服的好處之一，是可以避免品級不同者相見時身份尊卑的尷尬，方便平等交往，但有時也會造成麻煩。唐肅宗時，洛陽縣尉柳延在夜裡穿著黃色便服走路，被巡官攔住盤問。縣尉相當於現代的警察局長，可穿八品青色公服，而指責他違反夜行法禁的巡官，應是他的屬下。但巡官不認識這個新來的上司，當他同自己一樣，只是個"不入流"的起碼貨，彼此出言不遜，竟喝令手下邏卒一起上前，將柳延痛毆。此事上達天聽，肅宗下詔，今後凡有品階的官員，在履行公務時一律正規著裝並在品服顏色上進一步細化品級區分，如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等等，確保"只認衣衫不認人"，避免再鬧以下犯上的笑話。
明清時代，官員公服的品級標識變成用金線和彩絲綉成的徽飾，分別綴於前胸和後背，通稱"品級補子"。與此同時，用公服顏色區分官等的傳統識別方法也依然沿襲下來。如王圻《續文獻通考》中，有一個明代公服的條例："凡公服：月盤領右衽袍，或絲、紗、羅、絹，從宜製造。袖款三尺。一品至四品，緋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綠袍。未入流雜職官，袍、笏、帶與八品以下同。……在京官，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謝恩，則服之。在外文武官，每日公座服之。"對照這個條例，便可知道戲曲《七品芝麻官》中唐成穿緋袍（即大紅袍）是歷史常識的差錯，既然只有"七品"，理當穿青袍才對。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稱："品級補子，定於洪武，行於嘉靖，仍用至今。"因知清代公服的品級補子是沿用明代而來。補子又有文官與武官的區分，凡文職補子均綉飛禽，以仙鶴、錦雞、鵪鶉等區分一至九品，武職補子均綉走獸，以鬥牛、獅子、奔馬等區分一至九品。此外，凡有慶典如皇帝生日之類，官員得穿"蟒服"，亦稱蟒衣或蟒袍，俱用印有禽獸紋樣的絲羅裁製，明制:一品鬥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麒麟，五至七品虎彪，一概用大紅色。八九品及不入流沒有。清制:三品以上九蟒五爪，六品以上八蟒五爪，七品至未入流五蟒五爪，均不拘顏色，所以清人將慶典期稱為"花衣期"。
光有上述以紋樣、顏色或補子作區分的公服，還不算是古代官員制服的全套。以唐宋為例，一個官員的正規"行頭"，尚有手版、袍帶、魚袋、算袋等系列配備。
袍帶，就是系在公服上的腰帶，用皮革製成，帶上有飾片，稱帶。唐制：三品以上得有十三塊金玉質帶，四品有十一塊金補，五品有十塊金，六至七品有九塊銀，八至九品有八塊石補。腰帶上還垂掛有可以系掛各種小件物品的小帶子，稱蹀躞。按照唐肅宗上元元年（760）的敕令，"文武官咸帶七事"，即佩刀、刀子、礪石、火石袋、算袋（內裝計算器）、契真、針筒等，都是垂掛在這條腰帶上的。後兩件，大概都是北朝時北方游牧民族帶進中原的物品，具體用途我還未考證過，這里只說"七事"之外最重要的兩項東西。
一是笏，又稱手版。在紙張尚未發明時，人們用竹木削成的簡牘記事。當公務人員將此簡牘隨身攜帶，派"工作手冊"用處時，就稱為"笏"。《禮記》："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是說大夫或士手上執笏，與君主討論國事，並把君主的指示隨手記錄在笏上。古時的公服，沒有口袋，所以這個"工作手冊"就插在腰帶上，叫"笏"。《墨子·公孟》里，就有公孟子笏而見墨子的描寫。兩晉以後，紙張已經普及了，笏的主要用途變為一種禮節性用品，質料也由竹木上升為玉或象牙，但其原有的隨時記事的功能也未取消。職務繁多的官員，恐怕事多，一塊笏還記不下來，往往要插兩塊乃至幾塊笏。唐玄宗時，張九齡為相，因為年老體弱，笏於帶後，再跨上騎乘就有困難了。於是便找人裁製了一個放笏板的布袋，稱"笏囊"，讓隨從拿著，跟著他去上朝（《舊唐書·張九齡傳》）。這個辦法普及開後，"百僚則各有笏囊，親吏持之"（《雲仙雜記》）。這些手持笏囊的"親吏"，就好像現在替首長拎著公文包的秘書。所以，有無佩囊隨身，最好還有人相幫捧著，也是官員展示身份的一個標記。低品官雖然沒有執笏於君前的資格，但參見上司也要拿手版，如前引《水滸傳》中李逵拿的"槐簡"，就是槐木做的手版。而當押司時的宋江，只有科員級別，那就只好自己拎一個招文袋了。
有了手版，還要有筆，筆是插在頭上的，稱"簪筆"。《漢書·趙充國傳》載，張安世"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顏師古註："橐，所以盛書也；簪筆者，插筆於首。"這段解釋順便透露出來的信息是，作為漢武帝的機要秘書，張安世早就開始捧公文包了。《漢書·武五子傳》記昌邑王劉賀遭廢黜後，被安置在山陽郡，有一次，山陽太守張敞去看他，劉賀"簪筆持牘趨謁"，就是頭上插筆、手持版牘前來拜見，准備記錄下地方行政領導的指示。不過，官吏隨身攜帶筆記本和毛筆之外，是否還帶墨水，墨水又是怎樣攜帶的？這些細節，我還沒弄清楚。
二是魚符，此為五品以上官員上朝時出入宮門的憑證，也用一個小口袋裝著，佩在公服的腰帶上，叫魚袋。四至五品穿緋色公服者配銀魚袋（以銀飾袋），三品以上穿紫色公服者佩金魚袋（以金飾袋）。武則天稱帝時，一度將魚符改為龜符，三品以上佩金龜袋。李商隱《為有》詩雲:"無端嫁得金龜婿，辜負香衾事早朝。"是說掛金龜袋者必為三品以上服紫高官，免不了每天早起上朝。後來人們每把做官的新郎稱作"金龜婿"，出典就在這里。
因為魚符是進宮上朝的"通行證"，故本人調職、致仕或亡歿，照例都要收繳。《大唐新語》卷三記侍中李日知申請退休獲准後，"及還侍裝"，就包括把裝有魚符的金魚袋一起交還給有關部門。後來唐高宗發一道敕，說是"豈可生平在官，用為褒飾，才至亡沒，便即追收？尋其始終，情不可忍。自今已後，五品以上有薨亡者，其隨身魚袋，不須追收"（《唐會要》卷31）。但如果是因罪錯降級罷官或貶謫到外地，仍須追繳。武則天時，通事舍人沈期因捲入經濟犯罪，謫配嶺南。唐中宗登位後，赦罪復官，回到京朝當起居郎。有一天，皇帝設宴請客，請臣皆歌《波樂》，都是自己撰詞，邊唱邊舞，藉此機會提出個人要求。沈期的歌詞是："波爾時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意思是官秩雖然恢復了，可是緋服、袍帶、魚袋、笏囊等一套行頭還未發還給我。唐中宗大笑，當場便賜給他（《本事詩·嘲戲》）。
外官遠離京畿，本來並不需要佩帶出入宮禁的魚符，武則天垂拱二年（686）以後，特許地方上的都督、刺史等官也得佩帶魚袋。白居易《罷忠州刺史還朝》詩雲："無奈嬌痴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因知一旦離開刺史崗位，魚符也要繳還。但總體上講，魚袋又有了褒飾意義。有個叫朱前疑的小官，上書給武則天，說是"臣夢見陛下八百歲"，即授拾遺，又升郎中，奉命出使，回朝後又上書雲："聞嵩山唱萬歲聲"，特賜佩魚。因其官階未入五品，這個本該與緋服配套的銀魚袋，只好"於綠衫上帶之，朝野莫不怪笑"（《朝野僉載》）。結果後來又有變通，作為一種對官員的褒獎，凡品卑不足以服緋服紫者，也可以連公服魚袋在內，成套行頭一起出借。唐人文集中常有《謝賜緋表》一類文章，都是本官階在五品以下，特蒙賞借五品公服行頭。如《常袞集·謝賜緋表》雲："內給事潘某奉敕旨，賜臣緋衣一副，並魚袋、玉帶、牙笏等……"，就是成套出借的一例。
宋代的官員服制，基本上沿襲唐代，也給出任地方長官者越品借服並賜魚袋，"然未赴、已替、在朝皆不服，出國門乃衣"（《雞肋編》卷上），同前引白居易詩的寫實差似。明代的官員公服行頭，以牙牌、佩玉替代了魚袋、笏囊，清代則又添加了朝珠。再往後，"內廷諸臣趨值，各佩表於袋，以驗晷刻"（《清稗類鈔·服飾類》），此乃與時俱進，就好像現在的老總、常董一類，照例都隨身帶一個電腦筆記本，否則便無以彰顯身份了。
以我讀書印象，宋代以後，好像就沒有唐宋時給官員越品賜服賜魚這種制度。但膽大妄為者大有人在，《萬曆野獲編》卷五有《服色之僭》，專述濫穿公服現象。《金瓶梅》七十三回寫應伯爵看見西門慶突然穿起了二品大臣的五彩飛魚蟒衣，嚇了一大跳，忙問:"哥，這衣服是哪裡的？"西門慶洋洋得意道："此是東京何太監送我的……這是飛魚，朝廷另賜了他蟒龍玉帶，他不穿這件，就相送了。"其性質就好像現代的小警官冒穿警察總監的制服。
古代的官員著裝規矩，也同上述種種一樣復雜，比如出席慶典必須穿朝服（官禮服），否則便是違制。李翰祥導演的《火燒圓明園》中，百官在熱河行宮給咸豐帝祝壽，大家都熱得受不了，但皇上不下令，誰也不敢除去"法物"滿身的朝服。如果是皇帝出巡或光臨臣屬之家，接駕官員也必須穿朝服，《寓圃雜記》："[明]宣德五年，駕幸少師楊士奇第，時漏下已二鼓。士奇驚起，朝服出迎。"料想穿戴起來也挺費事的。此外，如非面君，在其他場合穿朝服，也是違制。元《通制條格》里記有一個故事：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徽政院有個叫忽都的官員，在參加過新年朝賀後，沒有換裝，就去給他的上司賀歲，被御史台彈劾。其實，全套行頭的公服（常服），穿在身上也是受罪。所以古代官員在朝會、公座即上班時間以外相互交往時，照例都有跟班挾個包裹，彼此先著公服行禮，然後便換上便服，圖個舒適。《老殘游記》第三回："只是見宮保須要冠帶，我卻穿不慣，能便衣相見就好。"可知有人連這份罪也受不了。所以，類似唐代那種穿著起來相對簡易舒適的官便服，依然以不同形式存在。
古代的官吏公服怎樣製作和領取，筆者讀書有限，還未看見完整的文獻記載。印象中，當一種新的官員服制條令頒布時，照例由國家向現任官員統一免費發給按新標准製作的全套行頭。如《明史·輿服志》記，"洪武元年，命制公服、朝服，以賜百官。"這是明朝開國公服制度初定時的文件，到洪武"二年，賜朝臣袍帶，凡二千八百一十三人"（《春明夢余錄》），此或為先向在南京供職者第一批發放的記錄。查《宋會要·職官》五二，北宋有"新衣庫"在京師太平坊，其職官"掌收錦綺、雜帛、衣服之物以備給賜百官及邦國儀注之用"，成衣多有"裁造院"送來。而從歷代會要看，這種定點製作公服的工場和物流系統，歷代都有。
原為布衣者一旦入仕，即可領取公服，這也是規矩。元《通制條格》卷九載元仁宗延元年(1314)服制詔令："……內外有出身考滿應入流品現役人員，服用與九品同;授各投下令旨、鈞旨有印信現任勾當人員，亦與九品同。"因知九品公服是當幹部的起碼行頭。宋人《雞肋編》說，有個叫任忠厚的四川人，登第做官後，一直未得升遷，"而身甚長，服賜第時綠袍，幾不及踝"。這是士人考取進士獲得出身後就發給公服的實例，而公服都按常人身材統一製作，像任忠厚這種籃球明星的身高，穿起來就很不合身了。
入仕之後，當然要爭取進步。有幸陞官，還要換行頭。《夢溪筆談·補筆談》卷一述宋代故事:"相沿的成例，首次被授予中書門下的屬官、給事中、諫議大夫之職而還沒有穿上紫色公服者，在告謝時當面賜金紫章服。何郯在陝西地方官的任上授待制，還像過去那樣穿緋色公服，後來因為進京朝見，遇上慶典大宴，殿上只有他一個人穿緋色公服，仁宗皇帝問他原因，才知道因在外地，沒能領取，便在宴會上賜他穿紫色章服，當場改換了衣服就座。近年，許將被授知制誥時仍穿綠色公服，告謝時當面賜緋色公服和銀魚袋，幾天後又因奏對稱旨，再賜紫色公服和金魚袋。"假使領得公服以後，老沒進步怎麼辦，相隔多少時間才可以再行領取？元《通制條格》有一道元惠宗關於支領公服的聖旨："皮衣，隔二年支一遍者；請疋帛的，隔一年支一遍者；支布，每年支者。"《唐會要》卷三一上，有一個關於向有關人員發放朝服的規定:"所司七年一替，三年一給。未滿三年有損壞者，自修理。"前文有述，朝服是禮服，面料珍貴，製作考究，還有許多"法物"配套，當真有損壞的話，"自修理"代價不菲。《夢溪筆談》卷二稱："近年來京城士人穿朝服騎馬，用淺青黑色的衣衫蒙在外面，成為涼衫，這也是古代遺傳下來的做法。"可見愛惜朝服是一個傳統。
不過我在閑讀野史稗官時又發現，公服像似也可以定製的。庄綽著《雞肋編》卷中稱:"建炎（南宋高宗年號）以後，因為國家財政困難，過去許多對群臣的賜予，都減省了。只有官員初受任命時的鞍馬、公服領取，依舊保存，但也打了對折。紹興二年（1132），黎確由諫議大夫陞官吏部侍郎，我看見給他的賜給物品細目表，後面還鈐有皇上的御寶，居然有'馬半匹、公服半領、金帶半條、汗衫半領、一隻'這樣的文字，太可笑了。其實這都是照物品價值付給現錢，只是減半發給吧。但有關部門辦理文件的鄙陋，大抵類似。"照庄綽說法，南宋初年給官員發現錢使自製公服，是由於國家財經匱乏的特殊緣故。但是我在《明會要》上看見有這么一條："（洪武）二十三年三月，（皇）上見文臣衣服之制，多取便易，日至短窄……"可見這種情況後來也有。其緣故，或許因為國家發給的公服沒有洗滌替換的配套，或許如前述任忠厚"幾不及踝"，即發給的公服不合身材，於是量體裁衣，另行定製，製作中又趨時尚，逐漸走樣，所以引起洪武皇帝的關注。惟公服的面料、花紋和顏色等，都有規定，市場上絕無出售，非政府指定的國營廠家，其他民企決不敢違禁生產，則官員自製公服的衣料從何而來呢？原來歷代都有不時向百官賜予公服面料的慣例。《紅樓夢》第56回，甄府禮單中有"官用各色緞紗綢綾共二十四匹"，就是此物;或因甄家是定點生產這種衣料的江寧織造局、蘇州織造局一類廠家的負責人，所以假公濟私，開了一次後門。
公服可以用國家發給的"官用"衣料按條例規定樣式和尺寸定製，但表示品階的飾物如補子一類，照例必須是國家發給的。這就像現代許多國家的軍人制服，多可由部隊後勤部門向商企定向染制，但表示銜級的領章、肩章之類，必須由上級按編制發給。清乾隆時，副都統（相當於省軍區副司令）金簡受命代理戶部侍郎（財政部副部長），因其本職是武官，公服上綴的是獸類補子;現在受命兼署文職，便想弄個文補，又不敢開口向皇帝要，"乃於補服獅子尾端綉一小錦雞，悚立其上"，結果被乾隆"降旨嚴斥，譴其私造典禮"，可見這種玩笑是開不得的。惟事多前緊後馳，也是一條規律。即以前述金簡一例論，一個副省部級的大官，只因私做了一個補子，即遭處分，足見清代公服管理之嚴，但你看《兒女英雄傳》里安公子的業師程老夫子，原是個"出了貢的候選教官，因選補無期"，耐不住寂寞，竟也"買了一副自來舊的八品鵪鶉補子，……紗其帽而圓其領"地打扮了起來，以至安公子聽人說"程師老爺穿了公服過來了"，唬了一跳。這個寫在小說里的補子可買，應是清代後期的社會寫實吧。
⑥ 古代掌管皇帝服裝穿著的叫什麼官職
首先你的這個問題有歧義，到底是管衣服的宦官還是制定穿衣規矩的大臣。我就兩者都說說吧：
明以前宦官部門制度不明確，所以管皇帝服裝穿著的宦官不一定：
明朝出現完善的太監管理體制，分十二監。管衣服的叫尚衣監：明宦官官署名。十二監之一，有掌印太監主管，下設管理、僉書、掌司、監工等員。掌皇帝所用冠冕、袍服及履舄、靴襪。清順治時十三衙門亦有尚衣監，康熙即位後裁撤。
清朝延續明朝的制度，但康熙後歸納尚衣監入內務府，而內務府中的廣儲司中的衣庫則負責衣服：廣儲司，設總辦郎中、郎中、主事、委署主事、筆帖式、書吏，掌內府庫藏，領銀、皮、瓷、緞、衣、茶六庫。
至於制定穿衣規矩，或者規范穿衣規矩的大臣，隋代以後就是禮部來管理：
禮部：尚書一人，正二品；侍郎一人，從二品。郎中四人，員外郎四人，主事若幹人。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主管朝廷中的禮儀、祭祀、宴餐、貢舉的大臣。
而隋代以前秦朝之後的九卿中的奉常則在掌管禮儀的同時也掌管穿著。奉常：官名。秦置。為九卿之一，掌宗廟禮儀。
周朝至秦則叫司服：官名。《周禮》謂春官所屬有司服，設中士二人及府、史、胥、徒等人員。掌管王之吉凶衣服，辨別其名號物色與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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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宋代人管醫生叫什麼郎中大夫
古代醫生的別稱
疾醫：周代醫官名，相當於後世的內科醫生。
醫師：首見於我國春秋戰國時代。
太常：醫官名，秦置秦常，公元前2世紀中期，漢景帝改稱太常。西漢時設太常，少府官職，太常為百官治病，少府在宮廷里治病。
太醫令：東漢曹魏時設置，隋唐改稱太醫署令。系掌管醫療的職官。
太醫博士：北魏置太醫博士以教弟子。
葯醫師：我國唐代已設葯醫師（後稱「葯師」 ），負責采辦諸葯，調和制劑等。
醫生：始於我國唐代。
醫士：首見於我國北宋。
郎中：始於我國宋代，醫生皆稱為郎中。
大夫：始於宋代，至今北方仍稱醫生為大夫。
院使：隋唐設有太醫署，宋有醫官院，金代始改稱太醫院，置提點為長官明清相沿，長官稱為院使，下設御醫、史目、醫士數幹人，主要為官廷服務。御醫，即皇帝內廷使用的。
⑧ 有關包青天及其隨從的資料，和北宋的任官是怎麼樣的
說一個比較真實歷史的包拯吧
包拯（公元999－公元1062年），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漢族。出身於官僚家庭。生於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天聖朝進士。累遷監察御史，建議練兵選將、充實邊備。奉使契丹還，歷任三司戶部判官，京東、陝西、河北路轉運使。入朝擔任三司戶部副使，請求朝廷准許解鹽通商買賣。改知諫院，多次論劾權幸大臣。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移知瀛、揚諸州，再召入朝，歷權知開封府、權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職。嘉裕六年（1061年），任樞密副使。後卒於位，謚號「孝肅」。包拯做官以斷獄英明剛直而著稱於世。知廬州時，執法不避親黨。在開封時，開官府正門，使訟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訴曲直，杜絕奸吏。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京師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後世則把他當作清官的化身——包青天。包拯出身於廬陽一個官宦家庭。二十八歲考上進士。按照宋朝的制度，考中進士就可以當官，但包拯是個孝子，他信守聖人「父母在，不遠游」的教誨，直到三十六歲時父母亡故後才正式出任天長縣（今安徽天長）知縣。在知縣任上，他斷了一個奇案，聲名遠播。三十八歲升任知州，清明廉潔，受到上司重視和世人稱贊，之後，便開始朝廷重臣的政治生涯。
家庭簡介包拯是楚國忠臣申包胥第三十五代孫（《包拯墓誌》《宋史·包拯傳》《通志》卷八之五）。祖父包士通是平民百姓，讀書耕田。父令儀，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與文彥博的父親文洎同供職閣中，遂結為世交。所以包拯與文彥博「方業進士，相友甚厚」，後來還結為兒女親家。父後來致仕返回原籍，贈太保。母宣氏，贈馮翔郡太夫人。
包拯兄弟三人，長兄包瑩、二兄包穎均早前去世，只有他一個傳宗接代。他家境殷實，所以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傳統知識教育和熏陶。
初入仕途宋仁宗天聖五年（公元1027年），包拯二十八歲，考中了進士。朝廷
包拯的影視形象(6張)
任命他為「大理評事」，大致相當於現在的法院陪審員，級別很低。接著，又任命他為建昌（今江西永修）知縣。由於父母年事已高，不願意隨他一起到江西赴任，包拯只好放棄官職，留在家裡，侍候父母。
後來，朝廷又委派他到家鄉附近的和州（今安徽和縣）做官，負責管理稅收錢糧，這一回，包拯去赴任了，但是因為實在放心不下留在家中的父母，只堅持了幾個月就打道回府了。
立志做清官父母相繼去世之後，包拯才離開鄉村，前往京城等候授予新的官職。他住在小客棧里，夜晚守燈苦讀，寫下了他平生唯一的一首五律：「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無貽來者羞。」大意是說，做人要光明正大，就像秀挺的木材應該做房屋的棟梁，精煉的鋼料決不應去做鐵，我應該做一個無愧史書教誨的清官。
景祐三年（1036年），包拯被任命為天長（今安徽天長）知縣。在那裡，他公正地斷了好多奇案，搏得了清官的好名聲。
編輯本段仕履表相關天聖五年（1027年）：大理評事，知建昌縣（不赴），監和州稅（不赴）。
嘉佑六年（1061年）：給事中，禮部郎中（後禮部侍郎），三司使，樞密副使。
嘉佑七年（1062年）：禮部尚書（五月卒贈）。
拒收端州名硯不久，包拯升任端州（今廣東省肇慶市）知州。端州出產一種名硯，是朝廷欽定的貢品，和湖筆、徽墨、宣紙一道，並稱「文房四寶」中的絕品。以往在端州任職的知州，總要在上貢朝廷的端硯數目之外，再多加幾倍，作為賄賂京官的本錢。包拯上任之後，一改陋習，決不多收一塊。離任時，就連他平時在公堂上用過的端硯，也造冊上交了。
後來，包拯升任，離開端州，他的船在羚羊峽口遇到一陣奇怪的大風雨，他親自下艙檢查，發現船艙里私藏了一塊端硯，這是當地百姓悄悄送給他的。包拯一言不發，將那塊名貴的端硯丟入江心。民間傳說，那裡有一個名叫「硯洲島」的島，就是當年包公擲端硯的遺跡，下游的「黃布沙」就是包住端硯的黃布。
編輯本段以魏徵為師皇祐二年（1050年），包拯升任天章饋待制，擔任了諫官的職務。一上任
包拯雕像
，包拯就以唐代著名諫官魏徵為師，精心選定魏徵的三篇奏議，用蠅頭小楷抄寫了一遍，呈奏宋仁宗，希望皇帝能夠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包拯在做諫官時，對朝政發表許多意見，讓皇帝在許多重大的決策中避免了嚴重的失誤。包拯對於自己的這一段經歷曾做過十六字的總結：「披肝瀝膽，冒犯威嚴，不知忌諱，不避怨仇」。他將唐朝魏徵給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寫出來，呈給宋仁宗為座右銘，時刻警惕，以國家大事為重。請求仁宗虛心納諫，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為主」，偏聽偏信，而要愛惜人才，除去苛刻，嚴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說，不隨意大興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採納施行。
反對覃恩皇祐二年九月，大澇之後天氣放晴，仁宗皇帝認定這是吉兆，除了在京城舉行祭祀天地的盛大慶祝外，還下詔大赦天下罪犯，給所有文武百官每人晉升一級。這就是所謂「覃恩」。包拯對此提出異議，對仁宗說，罪犯服刑，那是對他們以往犯下的罪行所給予的懲罰，怎麼可以因為洪水退去而減輕對他們的懲罰呢？至於官員晉升，更是要考核他們的政績。假如這樣馬馬虎虎地隨便升遷，對那些確有政績的官員不是太不公平了嗎？這樣的話，以後誰還會勤勉地為朝廷出力呢？
三彈張堯佐張堯佐是宋仁宗寵妃張美人的伯父，沒有什麼才幹，卻憑借張美人的關系，官運亨通。最初，張堯佐被委任為「三司使」。包拯極力反對，向皇帝諫議說，像張堯佐這樣的人，就連小官也沒有資格做，更不用說「三司使」這樣顯赫的大官了。但是，仁宗不但不理會他的諫議，反而又加封張堯佐為節度使。包拯非常痛心，繼續上諫，堅持怒責張堯佐，可是仁宗仍然置若罔聞，到了第二年，更加封張堯佐出任宣徽南院使。包拯第三次向皇帝進諫，痛加陳詞，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當面辯論起來，終於迫使皇帝罷了張堯佐的官。
參倒張方平「三司使」張方平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假公濟私。有一次，東京城一個名叫劉保衡的商人，開了一間酒坊，經營不善，欠下官府的小麥，摺合現錢一百多萬貫，他一時拿不出，張方平下令劉保衡變賣家產抵償欠債，同時，又趁人之危，用極低的價格買下了劉保衡的家產。包拯獲悉之後，大為震怒，認為張方平作為朝廷命官，卻利用職權，巧取豪奪，罪不容恕，於是上書皇帝，參了張方平一本。張方平因此被罷了官。
抨擊宋祁宋祁是名詩人，但是文人無行。他在四川當官時，生活奢糜。每頓飯，必須不少於三十六味菜，其中有十二
包拯畫像
味葷菜，十二味素菜和十二味半葷半素的菜。他還養著三十二名侍女，分別為他搖扇、捶背、敲腳。在他下榻的床邊，每夜都有一名丫環通宵守候，照顧他的隨時需要。宋祁又十分好色，稍有姿色的良家少女一旦被他看上，他必定千方百計地將她納為小妾。他道德敗壞，丑聞很多，卻屢屢受到朝廷的重用。包拯對此非常不滿，多次向皇帝上書，對宋祁的醜行大加抨擊，終於罷了宋祁的官。
嚴懲張可久淮南轉運使張可久，利用職權，販賣私鹽一萬多斤，在宋代是一項很嚴重的罪行。案情揭發後，張可久被送交大理寺審理。按法例，販賣私鹽的罪行輕重，是依照查獲私鹽的數量來定刑的。數量越多定罪越重。張可久非常狡猾，每次販賣私鹽，數量雖多，但是轉手迅速，從來不留倉儲，被查獲的數量並不多。大理寺在判刑時，也無計可施。包拯主張不能過分拘泥成法，要嚴判張可久。他說，張可久身為轉運使，竟然目無法紀，公然販賣私鹽，這種罪行不能等同於一般老百姓，必須重判。在他的建議下，張可久受到嚴厲懲罰，被流放到邊遠的荒蠻之地去了。
力參任弁任弁在擔任汾州知州時，利用職權，公器私用，役使一百多名兵士為他做私家工作。有的，
包拯想像圖
為他織造駝毛緞匹；有的，為他做各種私人雜務。他的罪行被揭發時，佔用的工役達二萬三千六百多個，摺合細絹一千六百餘匹。根據宋朝的法律，這是一種非常嚴重的罪行，不僅要做出賠償，罰銅十斤，還要充軍到三千里外的邊疆去。
宋仁宗體恤任弁對朝廷有功，御筆一揮，免去了他發配充軍三千里外的刑罰。包拯上書據理力爭，他說，作為知州這樣的大官，知法犯法，不能隨便減輕對他的懲罰。皇帝不得不收回了成命。
七斗王逵王逵是出名的繪吏。他在出任地方官時，橫行不法，隨意增派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萬貫。他把搜刮來的錢財，大量賄賂京官，謀取私利。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殘忍，並且隨意殺害百姓。在他任湖南路轉運使時，百姓聞風逃散，紛紛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里，逃避迫害。老百姓對他恨之入骨，可是他受到朝廷寵信，官運亨通，甚至升到淮南轉運使的高職。包拯為民請命，七次上書朝廷罷免王逵，有一次他在皇帝面前慷慨激昂，力陳利害，甚至無意之間把唾沫噴到了皇帝的臉上。在包拯的不斷彈劾下，王逵終於被罷免了。
編輯本段執法如山嘉祐二年（1057年），包拯被授以重任，出任北宋都城開封的知府。開封知府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職務，以往一般都是由親王、大臣兼任。歷來京官難當，一是皇權可以隨便干預地方事務，二是皇親國戚都聚集在這里，仗勢欺人，無理可講。
在北宋政權存在的一百多年間，出任開封知府的竟有一百八十多人，平均每個知府的任期只有半年多。包拯在開封知府的任期內，秉公理政，鐵面無私，雖然得罪了不少皇親國戚，但是因為他行得正、坐得直，誰也拿他沒有辦法。
編輯本段重懲賄賂沈括的《夢溪筆談》里，記載了一個包公任開封知府時的判案故事：有個犯人過堂時，應受杖脊（以杖撻脊背）。他想逃避皮肉之苦，花錢買通了一個府吏。那個府吏說：「我是在知府面前記錄供詞的。你見到知府時，只管大聲喊叫。」到了那天，犯人被帶到包拯面前，果然大聲喊冤起來。那個受了賄賂的府吏說：「這個犯人不知好歹，受過杖脊就可以出去了，還大叫大喊什麼？」包拯看了一眼，立刻看出了破綻。他把那犯人放走，叫手下把府吏拿住，一審之下，府吏供出真相。包公判他代替那個犯人承受杖脊的刑罰。
編輯本段包拯集
包拯集校注
《包拯集》又名《包孝肅公奏議》，收入《四庫全書》「史部 詔令奏議類」第427冊，是研究包公和宋代歷史的重要文獻，九百多年來，歷朝都有翻刻本出版行世，深受後世研究者的重視。不過，《包拯集》並不是包公生前親自編撰的，而是在包拯死後，後人為了紀念他，搜集整理加以印行。
這本論文集幾乎囊括了包拯一生中所有的奏摺、陳表和各種各樣的建議、意見，全面系統地呈現了包拯的政治主張和他的閱世態度，尤其他關於反對增加農民負擔和精兵簡政的建議，即使在今天看來仍然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及現實意義。
編輯本段宋史 包拯傳原文
包拯側身畫像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拯廬墓終喪，猶徘徊不忍去，里中數老皆來勸勉。久之，赴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
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制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
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謂拯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遂無以對。
召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
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譯文
包青天
包拯字希仁，是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做天長縣知縣，有個盜賊割了別人家耕牛的舌頭，牛主人來到（縣衙）告狀。包拯說：「（你）只管回家去，殺了牛賣了它。」不久又有一人來到（縣衙）告別人私自宰殺耕牛，包拯說：「（你）為什麼割了別人家耕牛的舌頭，又來告他的狀?」這個盜賊感到很震驚，也很服氣。
（包拯）轉到端州當知府，升為殿中丞。端州出產硯台，此前的知府趁著進貢大都斂取是貢數幾十倍的硯台，來贈送給當朝權貴。包拯命令製造的硯台僅僅滿足貢數，當政滿一年沒拿一方硯台回家。
（包拯）出使契丹，契丹命令典客對包拯說：「（你們國家的）雄州城最近開了便門，就是想引誘我國的叛徒，以便刺探邊疆的情報吧?」包拯說：「（你們國家的）涿州城曾經也開過便門，刺探邊疆的情報為何一定要再開便門呢?」那個人便無言以對了。
（包拯被朝廷）召令暫時代理開封府尹，升為右司郎中。包拯在朝廷為人剛強堅毅，貴戚宦官因此而大為收斂，聽說的人都很害怕他。人們把包拯笑比做黃河水清（一樣極難發生的事情）。小孩和婦女，也知道他的名聲，叫他「包待制」。京城裡的人因此說：「（暗中行賄）疏不通關系（的人），有閻羅王和包老頭。」按舊規矩，凡是訴訟都不能直接到官署（遞交狀子）。包拯打開官署正門，使告狀的人能夠到跟前陳述是非，辦事小吏因此不敢欺瞞。
包拯性情嚴峻剛直，憎惡辦事小吏苛雜刻薄，務求忠誠厚道，即使非常憎恨惡人，但從來沒有不施行忠恕之道的。（他）跟人交往不隨意附和，不以巧言令色取悅人，平常沒有私人信件，連朋友、親戚也斷絕往來。雖然地位高貴，但（穿的）衣服、（用的）器物、（吃的）飲食跟當百姓時一樣。（他）曾經說：「後代子孫當官從政，假若貪贓枉法，不得放回老家，死了不得葬入家族墓地。假若不聽從我的意志，就不是我的子孫。」
注釋徙：調動（官職）。
遷：晉升。
遺：贈送。
歲滿：滿一年。
遂：於是，就。
權：姑且，暫且。
率：大抵，大都，一般。
忠：辦事盡心竭力。
恕：仁愛，推己及人。
嘗：曾經。
對：回答。
推：推行。
鬻：賣。（yù）
第：但，只管。
編輯本段永遠的包公包拯效忠宗室，判案公正嚴明，鐵面無私下，仍有一顆悲天憫人的仁者之心
包公文化作品(9張)
，法理之外尚有人情，且不畏強權，深知民間疾苦，斷案如神，明如鏡，清如水，直比青天，故有「包青天 」的美譽。
早在北宋時期，包拯就已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臣，包公的故事開始在民間流傳。包公為官清廉、言行一致、不畏權貴、剛正不阿的形象深入人心，特別是他嫉惡如仇、執法無私、為民請命的精神，千百年來更獲得無數民眾的好感和欽佩，成為專制社會受到老百姓敬仰、崇拜的少數幾個大清官之一。 包公的故事，通過各種文學形式，如話本、小說、戲曲等，加進了各種神怪和奇案的元素，在民間流傳越來越廣，歷上千年而不衰，包公也因此成為一個無所不能的神奇人物，直到今天仍然深受人民喜愛。包公，永遠活在老百姓的心上。
⑨ 宋代郎中是幾品官
北宋前期為五品寄祿官，不預部司公務，是個閑職，也就是有待遇沒職權。宋神宗元豐改制後，成為職事官，左、右司的郎中是正六品，六部諸司郎中是從六品，相當於現在中央各部委局下各司的司局長。
⑩ 都官郎中是什麼官
嗯，都官郎中的官職有兩種：第一指的是，在魏晉南北朝時候與都官郎互稱，為尚書省都官曹的長官。在唐高祖李淵武德三年（620），規定為刑部都官司長官，官制為從五品以上。高宗龍朔二年，改名為司仆大夫，咸亨元年又恢復了舊的稱呼。到了北宋以後，主要是前期為寄祿官，就是只領取薪水，不擔任實際的職務。神宗元豐（1078—1085）年進行了官制改革，才開始為職事官。都官郎中主要是管理刑獄，供應衣服糧食和葯物，在唐代是個重要的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