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明朝管理西藏
明朝虽未驻军，但照样治理西藏事务。
找转世灵童，就是永乐朝开始的，派人入藏找转世灵童，西藏布达拉宫还保明朝派人入藏寻转世灵童，朱元璋到明武宗之前十年，对西藏绝对有真正管理权，共有140年左右对西藏的有效管理，嘉靖年间才不再设乌斯藏，也不留乌斯藏法王、官员、蕃僧，反而驱逐，找转世灵童，就是永乐朝开始的，派人入藏找转世灵童，西藏布达拉宫还保明朝派人入藏寻转世灵童图。
在藏区的归降后，明太祖要求藏民输马作赋、承担徭役，或蒸造乌茶、输纳租米，强调“民之有庸，土之有赋，必不可少”。
《智者喜宴》里说大宝法王劝导朱棣放弃派兵入藏解决萨伽大殿的争夺问题.(最后也解决了)。
公元1414年，永乐皇帝修通了一条从雅安到西藏的驿路。那个时候，征蒙古，下西洋，都花了很多钱，财政非常紧张。而且这条路要穿过崇山峻岭，那个时候又没有机械设备，全靠人力，工期浩大，而且短期内也看不到收益，所以大臣们都表示反对，怒斥这是一种败家子的行为，但是朱棣铁了心要修通这条路，严办了一些反对的大臣，统一了思想(威逼利诱）以后，明王朝开始修这条路，历经千难万险后，这条路终于修通了。这条路从四川雅安直通藏区，大大加强了西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有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物质条件后，西赞和内地的经3济联系也不断加深，很多商队利用这条通路进行茶叶和丝绸贸易，后来明朝灭亡，但是这条路依旧是中原向西藏施加影响力的纽带。随着这种影响的加深，设想一下如果朱棣没有顶住压力修这条路，后来的清王朝会修这样的路么，如果不修，那么就不会有中原王朝对西藏进军，有实力统治，那随着英国等西方势力的到来，西藏最终会怎么样，就不好说了。
《明史》：永乐五年，明成祖开始大规模恢复驿站，他直接给阐化王下诏：“谕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同护教王、赞善王、必力工瓦国师、川卜千户所，必里、朵甘、陇三卫、川藏等簇，复置驿站，以通西域之使。”
同时，成祖还命“都指挥司刘昭、何铭等往西番、朵甘、乌思藏等处设立站赤，抚安军民”。“令所辖地方骚站有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明实录》。
经过前后七年的努力，汉藏金桥再次畅通。《明史》载:“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
刘昭，永乐五年(1407)以都指挥同知出使朵甘、乌思藏，建驿站。升都指挥使，镇河州。宣德二年(1427)副陈怀讨平松潘寇乱。累进都督同知。镇西宁二十年，为番汉所畏服。
每有使臣往来，帕竹还有义务提供保护和承担费用。这点在明朝太监侯显出使乌斯藏时，最为明显“给道里费，且遣人防护”。——《明实录·宣宗实录》。
《明实录·孝宗实录》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其时王卒，其子(即阿吉旺秋第悉)请袭，命番僧二人为正副使往封。此至，新王亦死，其子阿往扎失扎巴坚参请封。二人不得已授之，遂具谢恩仪物，并献其父所领勘合印章为左验，至四川，守臣勤其擅封，逮治论斩，减死戍边，副使以下悉有。”
这段记载的意思是，老阐化王死了，其子请求继承王号，但路途遥远等到明使带着敕书赶到西藏时，新王也死了。
这下作为明使的蕃僧犯难了，敕书上写的可是过世人名字。但他可能是为了省事儿，便将这份不对应的敕书给了继任阐化王。
这事儿让四川官员知道后，马上就弹劾了蕃僧，绳捆索绑押送入京，判了斩立决。后来，孝宗考虑到“番人不足深治”，免其死罪，发配陕西平凉卫充军。
这件事情可以清楚的看出，明朝对帕木竹巴番权的重视，否则大可不必如此上纲上线，严肃处理。
明朝前中期，明朝绝对有乌斯藏的管理权，到了嘉靖年间，驱逐番王、番僧，对乌斯藏放弃，到了万厉年间，乌斯藏再次表示附归，得到张居正认可，但已经没有嘉靖之前对乌斯藏的实力管理。
朱元璋3年到朱厚照之前10年，对西藏绝对有真正管理权，共有140年左右对西藏的管理，正德十年，派刘允使乌斯藏。
刘允一路糜费，声势浩大，经临清、长江三峡至成都，又率兵千人，当时噶玛巴第八世弥觉多杰驻锡之地理塘进发，邀请弥觉多杰随之进京。但是，弥觉多杰自卫藏楚布寺赶到康区自有目的：一是实现前辈多次受丽木土司邀请而未成行的夙愿；二是为劝说木土司皈依佛法，停止对藏某区的用兵。因而以活佛年幼，尚未出痘为由而婉言回绝。迎请不成，刘允盛恕之下决心以武力劫持进京，不料事情败泄，木土司一万余兵趁夜袭击刘允，护送弥觉多杰秘密去了丽江。这标志着明朝开始逐渐丧失乌斯藏的管理权。
嘉靖年间才不再设乌斯藏，不再留乌斯藏官员、法王、番僧，反而驱逐。
明朝嘉靖之前的中央政府，经常派出进藏人员。这些政府官员、宦官、内地僧人、驻京藏僧、藏区首领或宣布诏谕、或延请宗教领袖、或平定动乱、或设置驿站。这些从实际出发的治藏方略能充分反映出当时中央王朝的主权意识。各派各治各地，不得越界，谁越界，就派人入藏处罚，有矛盾，中央随时派人入藏处理。明朝真正失去西藏时间，是在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驱逐京师番僧、法王、放弃乌斯藏，不再封乌思藏都指挥使，之前明朝对乌斯藏是划分自治各管各的，不得越界搞事，否则朝廷派人入藏处罚。
对番僧政治策略，日本学者乙坂智子还提到“由于朝廷内有这些藏族僧人的存在，皇帝便可以向他的官僚体制炫耀他在政治上的优势”。嘉靖之前京师，都是留下乌斯藏法王、番僧在京，以中央官员巡藏，明朝把汉族犯人、政治犯迁至藏区，即青海、甘肃、四川西部、云南西北，这一政策非常正确，为当地日后稳定立了有力基础。
明朝把汉族犯人、政治犯迁至藏区，即青海、甘肃、四川西部、云南西北，到了清朝，这些地方，已经很好控制，之前，清海没道教的，有了这群汉人，道教也有了，终明一终，以政治犯、犯人迁至戍守，还是一人犯法全家罚迁，都是迁至海南、东北、藏区等少数民族区域，明朝以犯人迁安入少数民族区域，对藏策略，第一，是藏区可以不驻军，但必须迁徙政治犯、犯人，这一政策非常正确。 第二，在京师留驻法王、番师、番僧等人。第三，经常派人入藏巡视（可是在嘉靖年间放弃乌斯藏了），以上策略，清康熙时的都照着做，准葛尔侵藏，只是给了清康熙驻军机会而已。
而永乐一朝的合璧文献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则数永乐四年（1406）五世噶玛巴活佛稽留南京时期，明成祖命人根据其为皇帝已故双亲举行的祈福活动而绘制的《荐福图》。该图以后收藏于西藏楚布寺，其总长度超过44米，高逾半米，共由二十二幅连续性彩绘图画构成，皆用汉、藏、波斯、蒙古、回鹘五种语言文字记录相关内容，尽收图文并茂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