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我国智库的现实困境
我国智库的现实困境就是说承载着难以把各种信息进行系统化管理。由于网络平台的五花八门，所以各种信息的综合管理是非常困难的。
⑵ 两会期间建设新型中国智库是什么意思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未来发展，应当充分体现如下几方面创新之处：形成智库建设新格局，即形成以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企业和民间智库、科学院工程院智库等为主体，定位清晰、分工合理、多元发展、相互补充的发展新格局；发挥智库运行新功能，即“资政”“启智”“制衡”“聚才”“强国”等新型智库功能；启动智库管理新模式，即以增强智库独立性、提升智库成果质量与影响力为根本出发点，把有限的智力资源聚焦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长期性、战略性与前瞻性的重大现实问题上，规范和引导各类智库健康可持续发展；完善智库新影响，即培育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公众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赋予智库新使命，即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集聚社会各方有识之士，从不同视角对公共问题提出建议并引导公民参与，形成理性的舆论引导。
⑶ 智库的建立为何要先进行管理团队的建设
据报道，日前中国领导人表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设高质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希望智库建设可以早日完成！
⑷ 如何更好发挥社会智库的作用 王辉耀
社会智库由于管理灵活、研究独立，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可以超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或地方利益，增加了政府决策的可选择性、科学性与民主性。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智库正在成为影响政府决策、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社会智库发展面临的困境
在社会智库取得各项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社会智库发展中还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还需宏观与微观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发挥社会智库的作用。
信息匮乏，获取成本较高。信息来源是中国社会智库持续发展中面临的一大难题。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2008年开始实施，但是，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统计数据与信息资源大多散落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数据库中，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数据垄断”，社会智库很难从公开渠道获得。为保证拿出客观独立的研究成果，大多时候社会智库只能依托自己的团队、国内外的战略合作伙伴，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和研究获取这些重要的研究数据。
建言渠道不畅，缺乏政策影响力。完善的决策咨询机制是智库能够发挥政策影响力的法律依据。比如美国法律规定，政府项目从论证开始，到投资、运作以及完成的各个阶段，都需要有不同的咨询报告。而我国，目前尚没有明确统一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政府决策中的咨询程序，政府仍然主要依靠传统的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大部分社会智库都缺乏向党委政府建言的直接渠道，这就造成社会智库参与决策的渠道不畅，从而制约了社会智库的政策影响力。
资金匮乏，可持续性较差。一方面，中国尚未形成捐助智库的慈善捐赠文化。在美国，法律鼓励慈善捐款，并且对非营利组织实施免税优惠，所以，作为非营利组织的智库，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可以获取源源不断的经费，这也是美国形形色色的智库得以生存并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而在我国，不论是企业家，还是基金会，大家关注的领域大多集中在救灾、助学等方面，对智库的捐赠可谓凤毛麟角。另一方面，相较于体制内智库的优势，社会智库获得政府项目的难度较高，政府咨询方面的财政拨款也大多流向体制内智库。社会智库多元化筹资机制尚不健全，是导致中国社会智库可持续性差，难以发展壮大的重要障碍。
人才匮乏，人员流动性较大。智力资本是智库的核心资本，智库需要的人才主要包括领军人才、高端智囊人才、独立研究型人才以及新型综合人才。一般来说，影响力较大的社会智库都会有一定的核心人物在起主导作用。然而，相对于政府部门或大专院校的“铁饭碗”，多数社会智库往往无法为人才提供类似体制内的各种保障，其对高级人才的吸引力大打折扣，很难留住优秀的研究人员，造成人员流动性较大。
努力的方向
社会智库具有创新意识强、竞争意识浓、运营机制灵活等优势，深具市场基因，是建设中国思想市场、助推大国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为更好发挥社会智库“辅弼国政”的重要作用，当前需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和加强。
建立公开、可问责的信息使用机制。在现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非涉密信息的公开力度，消除由于体制机制障碍以及部门利益掣肘造成的“信息孤岛”现象，健全社会化的政策信息网络，逐步建立公开、透明、可问责的信息使用机制，为社会智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升信息保障。
完善政策咨询外包机制，打通政策影响力的“最后一公里”。各级政府对体制内外智库应一视同仁，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的政策咨询外包机制，为各类智库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加大政府购买服务支持力度，打通社会智库研究成果抵达决策层的“最后一公里”。
完善公益捐赠制度，打造“自我造血”机制。研究制定针对社会智库多层次的支持办法，完善公益捐赠制度，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资助社会智库建设。对社会智库来说，短期可在明确智库定位并对捐赠者群体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筹款战略。长远还需踏实做研究，打造智库的思想创新力，并在此基础上做好研究成果的转化与传播，为社会智库的“自我造血”机制打下坚实基础。
建立“旋转门”机制，打造人才聚集平台。尽快建立社会智库与政府之间常态化的旋转门机制。可通过定期留出政府职位，让社会智库专业人士挂职锻炼。同时，也可定期派出政府官员去社会智库任职、指导工作；允许有条件的社会智库建立博士后工作站等办法，解决社会智库的高端人才难题。
社会智库恰似思想领域的一群鲶鱼，是搞活思想领域的关键力量，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民营经济搞活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现在如果更多地鼓励社会智库的发展，同样可以搞活中国的政策市场，促成可持续的国家繁荣。
⑸ 谁越重视新型智库建设，将是下一步
到2020年，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造就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建立一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标准：（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实体性研究机构；（2）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3）具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代表性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4）有保障、可持续的资金来源；（5）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6）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7）健全的治理结构及组织章程；（8）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良好条件等。
⑹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日前，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邀请业界专家围绕如何更好地发挥智库在决策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与会代表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对策的发言简要归纳如下。
深化智库功能认识
过去，人们更多地认为智库功能只是为政府提供决策服务。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王元明确指出，从整个社会发展历史来看，智库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带领社会未来发展的、主流的和先进的思想和精神。对于未来先进性和主流思想的阐述，尽管可能是多元的，也可能是矛盾的，但总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对于智库这个非常重要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应当给予更多的重视。
培育思想品市场
智库是产生思想品、产生智慧的人才库。现在“库”很多，“智”的质量不高，库里边的生产品、思想品也不够。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要引导一部分官方、半官方智库去行政化，变成第三方独立智库。使之在深入研究和持续性研究基础上发表独立见解，逐步走向市场，并且在向决策层和市场需求者提供思想品方面，形成平等的智库竞争机制。谁的思想品有影响力，谁的观点和建设性意见或战略设计对国家战略、国家决策、国家政策及其社会作出的贡献大，谁就应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晓晶认为，智库是思想库。良好的思想市场环境是智库得以生存、发展，孕育独立精神的土壤。在这个思想的市场上，应该有大量的、多样化的思想产品。在开放的环境下，大家独立发表自己的意见，才能集中大量的思想资源，激发思想产品不断产生。
王元也指出，在诸多因素中，决策行政机制对智库的影响更为深刻。决策行政机制决定了思想市场的规模、供给渠道和市场的多样性。没有决策的需求，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多样化、大规模的、严肃的思想市场。
创新智库运管机制
良好的智库运行管理机制是建设新型智库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涉及智库的科研和人员的管理、成果发布等方面。对此，陈文玲主张应借鉴发达国家智库运行管理经验，引进他们的制度设计，消化吸收再创新，由一个部门负责设计、转化为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在顶层设计中，应给智库参与决策的机会，只有了解国家需要什么，才能提供出适应需求的智库产品。此外，智库还要建立转化机制，要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报告、重要论文和有影响力的着作等，拓宽转化的方法和路径，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为决策服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葛延风也强调，要推进智库发展，必须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其中包括待遇水平、发展机会、平等自由的研究氛围和环境、研究视野、成果发布渠道等，综合运用各种激励措施，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当然，也需要建立必要的约束机制，规范行为。
重视战略研究
根据我国智库研究现状，国务院参事室刘燕华认为，国外很多知名智库都投入大量的资金研究中国发展战略，如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等等，并得出了很多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结论。反观国内，我们有翔实的资料，很好的科研积累，但更注重研究技术，对战略研究却不那么重视。事实上，战略失误才是最大的失误。我们应当建设一流的智库，为一流科学家提供充足的资金，让他们创造思想，营销思想，并且把思想转换为政策。
陈文玲也指出，美国有2000多个智库，研究实力非常强。这些智库就一些专题已经连续研究多年，对一些重大问题都有非常强大的战略储备，甚至深入到具体实施环节、谈判重点，等等。我国智库在竞争力、战略设计能力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如何专门针对国际重大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如何打破部门分割，在国家层面进行跨领域的综合战略研究。这是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强调练好智库内功
练好内功也是建设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然要求。智库内功包括智库人员的研究能力、智库的产品质量和种类、支撑智库产品生产的数据和知识基础及设施的建设等方面。对此，葛延风指出，目前，有些智库的研究成果质量不高，主要是一些成果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行文八股化，而且常常把重点放在过于宏观的改革方向、原则等方面，在具体方案设计尤其是操作性政策设计方面则很不够。这和研究习惯、表达方式有关，但更大程度上表现出智库的整体研究尤其是操作性整体研究的能力不足。因此，必须着力提升研究能力，强化理论和实践以及国内外经验的结合，突出操作性政策研究，强化比较分析和政策评估。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赵志耘则强调，中国智库面临很多问题，如外部环境问题、运行机制、管理制度等。但更为关键的是智库首先需要明确自己为谁提供产品，应当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提供的产品是不是政策决策层所需要的，质量是不是值得信赖。赵志耘还进一步指出，智库的产品总体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参鉴类的研究报告，核心是梳理总结国外的经验做法和对中国的启示。第二类是分析类的研究报告，分析类的研究报告首先要把事实说清楚，其次要把问题分析清楚。第三类是政策类的研究报告。政策类的研究报告需要满足服务对象的特定需求。首先要了解政策制定和适应的环境；其次要合理合法，在合理合法的框架下满足决策者的政策需求；再次要清楚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可能性分析不够，不掌握政策执行可能产生的后果，就可能产生误导和偏失。
王元认为，我国官方智库承担了很多短期的政策研究任务，这些任务使得中国智库对于政策的延续演化、实际的观察、问题的把握等方面有了持续的积累。但问题是，中国官方智库并没有就此建立一个很持续的数据基础，没有建立相应的研究范式。因此，他强调中国智库需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和知识支持基础，将过多经验性研究转向更为科学的规范研究。
⑺ 进地方智库的发展应该如何推进
据报道，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建设高质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需要多领域创新促进地方智库发展，智库可以借助大数据手段发现经济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新变量，挖掘出更多的因果解释机制，为决策者提供新方案、新视角、新思路，智库建设应统筹协调，加强对数据库建设的整体部署，使各智库共享数据资源，建立大数据的信息管理系统集成。
⑻ 关于国家智库发展有哪些政策支持
当前，高水平、国际化的智库既是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标志，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为实现这一目标，须不断完善相应的政策支持。
需求支持政策
随着现代决策科学性、专业性、系统性的增强，迫切需要在制度上正式将智库的“谋”作为决策体系必不可少的一环，形成政策咨询的“需求市场”。为顺应这一趋势，亟需实现决策过程中“谋”与“断”的分离。也就是说，决策过程中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论证工作（即“谋”）交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智库来完成，政府的作用在于政策方案的选取（即“断”）以及决策的执行。
目前，公共政策咨询制度化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实现科学化决策的重要举措，主要做法是由政府购买智库的决策咨询服务。借鉴国际经验，应规范政府的决策程序，将智库的决策咨询作为决策的必要环节，政府专注于政策方案的选取以及决策的执行；理顺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政府作为决策咨询服务的委托方，智库作为受托方，两者依据《政府采购法》建立基于合同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健全智库建言献策的渠道，使之正规化、常规化、多元化和动态化，并对各类智库一视同仁。
财政支持政策
智库的研究经费来源对其思想倾向和决策咨询服务质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许多国家非常重视为智库提供财政支持。比如，美国政府设置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掌握着十几亿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资助各种智库，英国政府是本国智库三分之一业务的雇主。
目前，我国的大部分智库是官方和半官方的附属型智库，其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这种“供养”方式存在两大弊端：一是智库等、靠、要现象严重，积极性、进取心不足；二是滋生走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跑部钱进”现象在智库领域也有所体现。对此，应改变经费资助方式，以“科技计划”“项目支持”等竞争性方式取代简单的政府“财政拨款”；通过项目招投标和申报等形式，取代通行的“内定”“任务式”的方式，使各类智库都能平等地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提供；设立民间智库发展专项基金，对有突出贡献的民间智库给予一定的资助，促进其成长为我国智库领域的重要力量。
税收支持政策
与一般的营利性企业相比，智库的逐利倾向较弱而公益倾向较强，因此许多国家在税收政策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在西方发达国家，智库享有免征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的优惠政策，公司和个人对智库的捐赠可从应缴纳的税额中扣除。比如：加拿大规定小企业凭咨询专家的证明，可以到税务局退现款；日本政府从税制上对本国企业在国外承接咨询业务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目前，我国的税收政策所涉及的主要是数量较少的民间智库。根据注册类型，我国的民间智库可以分为民办非企业法人型民间智库和公司法人型民间智库。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民办非企业法人型民间智库免征企业所得税，其从事的公益性业务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然而，对公司法人型民间智库并没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为促进公司法人型民间智库的发展，应对其承担的财政性经费课题免征企业所得税，实现与其他类型智库一视同仁；对其承担的其他公益性研究课题，给予与民办非企业法人型民间智库相同的税收优惠；对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公益性研究项目的捐赠给予适当的税费减免。
信息支持政策
能否得到全面、准确的信息对于智库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许多国家十分重视给予信息上的扶持。比如，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通过驻外使馆、贸易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取得有关国外咨询业务或项目的相关情报，再通过国内有关部门传递给各个智库。同时，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建立各种数据库和联机检索系统，为智库搜集、处理和提供信息。
与此相比，我国政府对智库的信息支持仍然比较薄弱。目前，各级政府共享的主要是面向操作业务和管理的信息，而面向研究和决策的信息则相对缺乏。此外，我国在大型数据库和联机检索系统的建设方面仍然比较滞后，智库发展所需的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充分建立。对此，应不断完善相应的信息支持政策：一是进一步扩展政府信息共享的范围，更多地共享面向研究和决策的信息；二是充分挖掘和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兴信息化技术，加快建立各种大型数据库和联机检索系统，为智库搭建数字化信息平台；三是合理配置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经费，破除政府信息的使用壁垒，使各类智库都能平等地、充分地使用各种信息；四是探索建立各种智库协会或者智库联盟，充分汇聚专家、学者、公民、企业、官员和媒体等多方智慧，实现信息互通、成果共享。
法律支持政策
为智库发挥作用提供法律上的保障，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扶持智库发展的重要举措。比如：在美国，咨询是政府决策过程中的法定程序，政府项目的论证、运作、绩效评估等各个阶段都必须要有不同的咨询报告作为参考；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先后制定了《中小企业指导法》《中小企业诊断实施纲要》《企业合理化法》《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等一系列法律和法规，为智库的发展提供法律支持。
与此相比，我国对智库的法律支持仍然非常薄弱，甚至存在阻碍智库发展的法律和法规。比如，按照目前的政策，民间智库既难以注册成民办非企业单位（原因在于难以找到挂靠单位），也难以注册成企业（原因在于无法享受税收、财政、社会捐助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而难以生存）。对此，应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支持政策：一是进一步完善政府决策相关法律，把咨询作为政府决策的法定环节，并贯穿于政府项目的论证、运作、绩效评估等各个阶段；二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法律，规范各市场主体尤其是企业的市场行为，促使企业将咨询作为提升其运作效率的重要手段；三是加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组织法，进一步放宽民间智库注册成社会组织的条件，同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进行必要的修订，使公司法人型民间智库在提供公益性决策咨询服务方面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
⑼ 新常态下如何构建中国智库新格局
这是一篇理论大作。自2015年1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来，我国智库发展进入新阶段。
参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构建中国智库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