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清明上河图》上的卖膏药的郎中
清明上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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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游学汴京，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1101年—1124年在位）时期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用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题材，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张择端的画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图》卷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幅画高25厘米半，长525厘米。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北宋年间的汴京极盛，城内四河流贯，陆路四达，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居全国之首，当时人口达100多万。汴京城中有许多热闹的街市，街市开设有各种店铺，甚至出现了夜市。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为了表现京城的繁荣昌盛，张择端选择了清明这个重要节日的景象进行59表现。《清明上河图》着重描绘了北宋首都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
北宋以前，我国的人物画主要是以宗教和贵族生活为题材。张择端虽然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院体画”或“院画”，但他却把自己的画笔伸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创作出描写城乡生活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画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人物。而且，张择端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生动。这充分说明，张择端生活的积累非常丰厚，创作的技巧非常娴熟。
清明上河图详细介绍
《清明上河图》画卷，北宋风俗画作品。传世名作、一级国宝。《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最着名的作品之一，不但艺术水平高超，而且围绕着它还流传下来许多有趣的故事。
《清明上河图》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代首都汴京（今开封）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生。该图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作品以长卷形式，采 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中，画中人物500多，衣着不同，神情各异，其间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戏剧性，构图疏密有致，注重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全图分为三个段落。
首段，汴京郊野的春光：
在疏林薄雾中，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随着骑马的、挑担的，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环境和人物的描写，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间和风俗，为全画展开了序幕。
中段，繁忙的汴河码头：
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业交通要道，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还有"王家纸马店"，是扫墓卖祭品的，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它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虹桥。有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竿钩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邻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地象在大声吆喝着什么。船里船外都在为此船过桥而忙碌着。桥上的人，也伸头探脑地在为过船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这里是名闻遐迩的虹桥码头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名副其实地是一个水陆交通的会合点。
后段，热闹的市区街道：
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座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有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绘色绘形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总计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五百五十多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桥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房屋、桥梁、城楼等也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描写北宋汴京城一角的现实主义的风俗画，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
绘画史上名为《清明上河图》的画幅很多，但真本毕竟只有一幅。经过众多学者、专家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大家意见基本一致，都认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幅是北宋张择端的原作。其它的同名画作，均为后来的摹本或伪托张择端的臆造本。
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的画卷本幅上，并无画家本人的款印，确认其作者为张择端，是根据画幅后面跋文中金代张着的一段题记。张着的题记也仅寥寥数语："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不过，张择端的姓名并未见于北宋后期成书的《宣和画谱》，有人推测说，可能他进入画院时间较晚，编着者还来不及将其收编书中。
《清明上河图》在细节描绘上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 临摹画制作精美,也是一种商业艺术,它更是你收藏,赠给亲朋好友的绝佳艺术礼品!
白寿彝任顾问的《中国通史(彩图本)》对《清明上河图》的评价全卷所绘人物五百余位，牲畜五十多只，各种车船二十余辆艘，房屋众多，道具无数，场面巨大，段落分明，结构严密，有条不紊。技法娴熟，用笔细致，线条遒劲，凝重老练。反映了高度精纯的绘画功力和出色的艺术成就。同时，因为画中所绘为当时社会实录，为后世了解研究宋朝城市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简明不列颠网络全书》在“张择端”条内对《清明上河图》的评价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风俗长卷。画家成功地描绘出汴京城内及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上各阶层的生活景象。主要表现的是劳动者和小市民。对人物、建筑物、交通工具、树木、水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处理，非常巧妙，整体感很强，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此后历代绘制的都市风俗画，无不受其影响。
北宋着名画家张择端绘制的不朽杰作《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它是一幅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卷风俗画，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绘，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汴京承平时期的繁荣景象。
张择端，字正道，南北宋之交的画家，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在宋徽宗朝任朝翰林画院画史时所作。这幅长卷为绢本，淡着色，画幅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
张择端完成这幅歌颂太平盛世历史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因此成为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作为中国历史上书画大家的宋徽宗酷爱此画，用他着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今佚)。
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在问世以后的800多年里，曾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欣赏，是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它曾辗转飘零，几经战火，历尽劫难……它曾经五次进入宫廷，四次被盗出宫，历经劫难，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
明嘉靖三年(1524年)，《清明上河图》转到长洲人陆完的手里(陆完字全卿，成化年间中进士，官至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名重一时)。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载：陆完死后，他的夫人将《清明上河图》缝入枕中，不离身半步，视如身家性命，连亲生儿子也不得一见。陆夫人有一娘家外甥王某，言辞乖巧，非常会讨夫人欢心。王某擅长绘画，更喜欢名人书画，便挖空心思向夫人央求借看《清明上河图》。反复恳请后，夫人勉强同意，但不许他带笔砚，只许他在夫人阁楼上欣赏，而且不许传给别人知道。王某欣然从命，往来两三个月，看了十余次以后，竟临摹出一幅有几分像的画来。当时专横跋扈的大奸臣严嵩正四处搜寻《清明上河图》，都御史王忬得知后，便花800两纹银从王某手中购得赝品，献给严嵩。严嵩府上有一装裱匠汤臣，认出画是假货，便以此要挟王忬，令其出40两银子贿赂自己，但王忬对其不予理会。汤臣恼羞成怒，在严嵩设宴欢庆时，将图上旧色用水冲掉，严嵩在众人面前大为窘迫，以后便寻机将王忬害死，临摩此画的王某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抓去饿死狱中。
实际上，陆完死后，其儿子急等钱用，便将《清明上河图》卖至昆山顾鼎臣家，后被严嵩父子强行索去。这之前严嵩确曾托王忬买过“名画”，王忬也确曾买苏州人王彪之摹本献给严嵩，后被识破。
隆庆时，严嵩父子被御史邹应龙弹劾，终于官场失势，严世蕃被斩，严府被抄，《清明上河图》再度收入皇宫。
《清明上河图》到清朝后先由陆费墀(安徽相乡人)收藏。陆费墀是干隆时进士，他得图后也在上面钤印题跋。后被毕沅购得。毕沅(1730-1797)，镇洋(今江苏太仓)人，干隆二十五年(1760)中进士。毕沅生平喜爱金石书画，家中收藏颇为丰富。他得《清明上河图》以后，与其弟毕泷(清代收藏鉴赏家)同赏，现今画上有二人印记。
毕沅在关中任职时，对地方上的文物尽心修缮保护，不料这些却成了他的“罪行”。毕沅死后不久，湖广人民反清，清廷认为毕沅任湖广总督期间，“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费”，不但将毕家世职夺去，而且将其全家百口全部杀掉，家产也被抄没入宫。
清廷将《清明上河图》收入宫以后，便将它收在了紫禁城的迎春阁内。嘉庆帝对其珍爱有加，命人将它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一书内。此后，《清明上河图》一直在清宫珍藏，虽然经历了1860年英法联军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两度入侵北京，洗劫宫室，但居然逃过了劫难，均未受损。
1911年以后，《清明上河图》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先存在天津租界内的张园内。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于是这幅名画又被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也到了。溥仪和他的日本主子一见大事不好，便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伪满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机进宫“抢洋捞”，伪皇宫的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
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克威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1947年，张克威同志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临行前他将这十余幅卷轴交给了当时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林枫同志。
《清明上河图》经林枫之手进了东北博物馆，后来又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存。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大干将之一李作鹏，曾利用权势将《清明上河图》强行从故宫博物院“借”出，据为己有。他还伙同邱会作、吴法宪等人一起，霸占了其他一大批珍贵文物。林彪倒台后，《清明上河图》才又重见天日，如今依然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中。
《清明上河图》究竟画了些什么内容呢？为什么千百年来，它的魅力一直不衰？
据齐藤谦所撰《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上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古典小说《三国演义》(1191人)、《红楼梦》(975人)、《水浒传》(787人)中任何一部描绘的人物都要多。
《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为三个段落，展开图，首先看到的是汴京郊外的景物。中段主要描绘的是上土桥及大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后段则描绘了汴京市区的街景。人物大不足3厘米，小者如豆粒，仔细品察，个个形神毕备，毫纤俱现，极富情趣。
《清明上河图》大至原野、浩河、商廊，小至舟车人物、摊铺、摆设、市招文字皆统组一起，真实自然，令人有如临其境之感。整部作品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有如一气呵成，充分表现了画家张择端的过人笔力，不愧为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稀世珍宝。
据图后明人李东阳的题跋考据，《清明上河图》前面应还有一段绘远郊山水，并有宋徽宗瘦金体字签题和他收藏用的双龙小印印记，而今这些在画上都已不见。原因有两种，一种可能是因为此图流传年代太久，经无数人之手把玩欣赏，开头部分便坏掉了，于是后人装裱时便将其裁掉；一种可能是因宋徽宗题记及双龙小印值钱，后人将其故意裁去，作另一幅画卖掉了。
还有许多专家猜想《清明上河图》后半部佚失了一大部分，因为画不应该在刚进入开封城便戛然而止，而应画到金明池为止。
《清明上河图》
中国古代书画上除了作者 的题跋和钤印外，往往还有收藏者的题款和钤印。我国有这样一幅名画，上署有许许多多人的题跋，盖有密密麻麻的鉴藏印章。可见它经过了许多官方和私家收藏者之手。这就是着名的《清明上河图》。它历经八、九百年的岁月沧桑，饱经劫难，有的收藏者为其而遭不幸，作品终于幸免于难而保存下来。
《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宋代画家张择端。张择端是山东人，早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学习绘画，后为北宋画院画师。虽然有关他的记载很少，但这幅了不起的作品，使后人永远地记住了他。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绢本设色长卷，高248厘米，长528厘米。图中描绘的是北宋都城汴京在清明时节的繁华热闹的景象。清明上河是当时的民间风俗，如像今天的节日集会，人们借以参加商贸活动。全图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大致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市郊景画，第二段是汴河，第三段是城内街市。
先是汴京郊外的景象。农民在田里耕作，有钱人扫墓归来。路上，驮队、挑夫、骑马坐轿的人物正匆匆进城。接下去是最精彩的部分--汴河。汴河上的拱桥如一道彩虹，桥上行人如潮，熙熙攘攘，磨肩擦踵，桥下舟楫相竞相争。许多细小情节刻划得极有情趣。如桥头一匹惊马造成险情，毛驴被惊吓，好奇的人在围观。接着又描绘汴京的街市。汴京作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中官府衙门、民居宅院、作坊店铺、茶肆酒楼，屋宇错落，林林总总，街上车水马龙，九流三教，应有尽有，百业兴隆，热闹非凡。画面又展开一幅从容的景象，有张有驰，形成有趣的对比和节奏感。画家通过对汴京城内建筑、商贸、交通、运输几个方面的描绘，再现了北宋都城的繁华和发达。
《清明上河图》中画有五百五十余人，各种牲畜六十多匹，木船二十多只，房屋楼阁三十多栋，推车乘轿也有二十多件。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历代古画中所罕见。可贵的是，画中每个人物、景象、细节，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等画面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达到繁而不杂，多而不乱。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修养和表现能力。 《清明上河图》既是一件伟大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珍品，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丰富的形象资料，因此，它还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
在中国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可谓是一幅最具传奇色彩的作品，也是历朝历代被临摹最多的一幅作品。从古至今关于《清明上河图》版本的考证、真伪的争辩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和不解之谜；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皇宫贵族、文人墨客，对于《清明上河图》的掠夺和收藏从未停息过。《清明上河图》真迹是如何现世的？它的作者张择端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清明上河图》真迹惊现世间
公元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走下了皇帝宝座，它宣告了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统治大梦，顷刻间土崩瓦解。根据“优待条例”，溥仪仍然住在皇宫紫禁城内。溥仪同中国任何一位封建皇帝不同，他少年时期接受英国老师庄士敦的教育，从小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一直有出国留洋的梦想。为了离开皇宫后能有充足的经费实现自己的愿望，他想到了皇宫中收藏的大量珍宝、字画。由此，历经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清明上河图》，四次被收进皇宫，又一次次神秘失踪，这一次又开始了它神秘而漫长的旅程。
离开了皇帝宝座的溥仪利用自己的皇权，从1922年11月16日开始，到1923年1月28日的73天时间里，以“赏赐”其弟爱新觉罗·溥杰的名义，将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移出皇宫。这些中国历代珍贵的书画精品，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其中，《清明上河图》就有四卷之多，包括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明代画家仇英仿画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明代其他画家以苏州为背景仿画的“苏州片”《清明上河图》等。尤其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稀世神品，是历朝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珍品。
1925年2月24日，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的日子，溥仪打扮成商人的模样，在日本人的监护下，来到天津法租界的张园，他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移出紫禁城的大量珍宝、字画，也秘密地转移至天津，《清明上河图》陪伴着溥仪在天津度过了七年多的时光。
1932年3月8日，溥仪在侵华日军的操纵下，带着他的家眷和大量珍宝、字画，从天津迁往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皇帝。《清明上河图》又陪伴着溥仪，在长春度过了长达13年4个月的岁月。长春伪皇宫的“辑熙楼”，见证了溥仪和他的家眷在长春度过的时光。“辑熙”的名字是溥仪自己起的，“辑熙”二字出自于《诗经·大雅·文王》：“穆穆文王，于辑熙敬止。”然而溥仪认为，“辑熙”的“熙”字，与康熙皇帝的“熙”字相同，溥仪非常崇拜康熙皇帝的才华和治国方略，因此，“辑熙”二字的含义不言而喻，溥仪是想秉承先祖康熙皇帝之志恢复满清大业。为此，人们不难揣测出溥仪如此喜爱《清明上河图》的原因；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清明上河图》的目的，无不是被《清明上河图》中这梦幻般的繁华祥瑞之气所迷醉。
1945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通知溥仪迁都通化，溥仪心中明白，所谓的迁都实际上是逃亡，溥仪请山田乙三宽限3天的时间打理行装。实际上，溥仪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些从北京故宫带出来的珍宝、字画。13年来，《清明上河图》和大量的珍宝、字画，一直封存在长春伪皇宫后面的书画楼里，只有溥仪和少数贴身随从知道书画楼里面封存的秘密。溥仪和贴身随从匆匆忙忙进入这座神秘的“小白楼”，他从大量的珍宝、字画当中精选了一些珍品逃往通化，剩下的珍宝、字画被一些侍卫哄抢。其中，四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有哪一卷被溥仪带在身边？哪一卷流失于民间？人们不得而知……
溥仪带着一部分珍宝、字画和家眷，匆匆逃往通化长白山脚下的小山村——大栗子沟。溥仪在大栗子沟仅仅住了3天，之后又匆匆忙忙赶往沈阳，准备从沈阳逃往日本。溥仪又从长春伪皇宫带来的珍宝、字画中再一次进行甄选，只选了少量的珍宝、字画，带着弟弟溥杰和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一个随侍逃往沈阳，而将大部分家眷和一些珍宝、字画留在了大栗子沟，这些被遗弃在大栗子沟的珍宝、字画，有的被瓜分，有的被烧毁，最后被解放军收缴。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乘飞机准备逃往日本，飞机起飞后被苏联红军迫降，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以及随身携带的珍宝、字画被苏联红军截获，溥仪被苏联红军遣往苏联赤塔，后转至伯力，五年之后，溥仪被遣送回国，四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下落不明。
1950年冬天，东北局文化部开始着手整理解放战争后留下的文化遗产，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负责对从各方收缴来的大量字画进行整理鉴定，有些书画作品保持完好；有些书画作品已经破损。当杨仁恺先生打开一卷残破的画卷时，顿时惊呆了，这幅长卷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画中描绘人物、街景的方法，体现着独特古老的绘画法式，杨仁恺先生随后对这幅画卷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细致的考证，这幅长卷气势恢弘，笔法细腻，人物、景物栩栩如生，这幅画上虽然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然而历代名人的题跋丰富、详实，历代的收藏印章纷繁复杂，仅末代皇帝溥仪的印章就有三枚之多。尤其是画卷之后金代张着的题跋中明确地记载：“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难道这就是被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稀世神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吗？
杨仁恺先生将这幅画卷的照片，发表于东北博物馆编印的《国宝沉浮录》中，立即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高度关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将这幅画卷调往北京，经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鉴定，确认这幅绘画长卷就是千百年来名闻遐迩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遗失多年的稀世国宝终于再一次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长卷，纵24.8厘米，横528厘米，根据专家统计，《清明上河图》共画有人物684人，牲畜96头，房屋122间，树木174株，船25艘，车15辆，轿8顶。如此浩瀚的画卷，画面结构严谨，有条不紊，人物的各种活动，刻画的非常细致生动，前后呼应，一气呵成。“界画”画法，娴熟自然。《清明上河图》共有历代13个收藏家写的14个跋文，钤章96方。仅末代皇帝溥仪的钤章就有3枚之多，足以证明溥仪对《清明上河图》的青睐；只有《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煌煌巨制，才可以容得下一代帝王的千秋大梦。
·《清明上河图》
国宝《清明上河图》历经兵火，几遭劫难，历代收藏家和鉴赏家曾把玩、鉴赏留下了几许妙语佳话，更有许多待揭之谜。
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是誉满中外的艺术珍品。它和唐人韩�创作的《五牛图》一样，被称为画苑“国宝”。其最早收藏者是宋徽宗（赵佶），他用瘦金体书写的“清明上河图”真迹和双龙小印（宋代皇帝的闲章，用于鉴赏或收藏艺术品时铃记），可证画成后最初收藏在皇宫，公元1126年汴京陷落后，宫中所有名贵文物包括这幅名画，统统被金人掠去，金人初不识此画的价值。又过了59年，即金世宗大定26年（1186），金人张着最早在《清明上河图》上撰跋文转引《向氏评论图画记》说，证实宋人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及《西湖争标图》，这样《清明上河图》的名称始定下来。
历史上对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年代，以及“上河”一记号曾有过一些争论，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从金代以来，似无异议。明代的《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这幅画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双龙小印，并且还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这样一来，这画卷描绘的是春天景色就更不用怀疑了，近代及当代美术史家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等均主“春景”之说。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对春景之说首先怀疑者是开封市教师孔宪易先生。他在1981年《美术》杂志第二期上发表《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列举了八项理由，认定《清明上河图》上所绘是秋景。
一、画卷右首有驮负10篓木炭的驴子。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农历十月，汴京始“进暖炉炭，帏前皆置酒作暖会”，若说清明节前后进暖炉炭，违背宋人生活习俗。孟元老和张择端生活在同一时代，《东京梦华录》是研究北宋汴梁风土民俗的重要资料，所述史事当是可信的。
二、画面有一农家短篱内长满了像茄
② 请问北宋的兵部员外郎、进义校尉、进武校尉是什么样的官职
员外郎简称外郎或员外，通称副郎.兵部：宋初设枢密院，掌管军事政令，武臣铨选则归三班院和审官西院负责，兵部只管皇帝仪仗、卤簿、武举、义勇弓箭手等事，委任“判兵部事”一员。神宗时设兵部尚书、侍郎各一员，职方、驾部、库部和本部等四司郎中、员外郎各一员，职权略有扩大，主管民兵、弓手、厢军、蕃兵、剩员，武士校试武艺，及少数民族官封承袭等事。尚书从二品，侍郎从三品。
校尉在宋为低级武散官的称号。没有什么职位。
武阶旧有横行正使、横行副使，有诸司正使、诸司副使，有使臣。政和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横行正、副亦然，于是有郎居大夫之上。至绍兴，始厘正其序：
太尉、通侍大夫、正侍大夫、宣正大夫、履正大夫、协忠大夫、中侍大夫、中亮大夫、中卫大夫、翊卫大夫、亲卫大夫、拱卫大夫、左武大夫、右武大夫（以上为横行十三阶）、武功大夫、武德大夫、武显大夫、武节大夫、武略大夫、武经大夫、武义大夫、武翼大夫（以上系旧诸司正使八阶）、正侍郎、宣正郎、履正郎、协忠郎、中侍郎、中亮郎、中卫郎、翊卫郎、亲卫郎、拱卫郎、左武郎、右武郎（以上旧为横行副使，政和更新，增益共十二阶）、武功郎、武德郎、武显郎、武节郎、武略郎、武经郎、武义郎、武翼郎（以上旧诸司副使八阶）、训武郎、修武郎（以上为大使臣）、从义郎、秉节郎、忠训郎、忠翊郎、成忠郎、保义郎、承节郎、承信郎（以上为小使臣）。进武校尉、进义校尉、下班祗应、进武副尉、进义副尉、守阙进义副尉、进勇副尉、守阙进勇副尉（以上无品）。承信郎以上并五年一转，至武功大夫，有止法。
③ 于是日，郎中莫衣紫是什么意思
当天郎中（古代官衔）就没有穿紫衣服的了。
④ 礼部郎中相当于现在什么官
郎中相当于司局级干部（+副部级）。唐高祖武德三年 (620) 改仪曹郎设。额一员，因其地望清贵，又掌尚书省文翰之事，故多以有文名者居之，号为“南宫舍人”，短期内即可擢迁知制诰。
高宗龙朔二年 (662) 改名司礼大夫，咸亨元年 (670) 复旧。武则天光宅元年(684) 改春官郎中，中宗神龙元年 (705) 复旧。五代因之。
礼部郎中
北宋前期为五品寄禄官，神宗元丰 (1078—1085) 改制后，始有实际职掌，作为礼部之佐贰官，参领本部事务，辽朝亦设，为南面官。道宗大安 (1085—1094) 末，刘辉曾任此职。辨名数。西夏亦置，其制不详。金朝设一员，元朝设二员，均同宋制，参领本部事务。
明、清于礼部所属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四清吏司设郎中，为各司长官，分别冠以各司之名号。明制，司各一员，清朝各司员额不等，四司共十一人，分别由满洲六人、蒙古一人、汉四人充任，各司均有一汉人。宣统三年 (1911)，礼部改典礼院，遂废。
⑤ 从很多古画中可以看到古代很多官员腰带都很大，像呼啦圈一样，那古代真是这样的吗这样的腰带又有什么作
"只重衣衫不重人"这句话，一般被解释为一种浅薄的社交态度，但有时却是工作需要。比如，凡治安交警、工商税务等部门官员在行使公务职权时，必须穿戴制服佩饰，便是通常情况下的基本要求。其实，此现象亦是古已有之的生活常识。清朝建国之初，凡牧令坐堂或官吏下乡，都穿明代官吏制服，"盖不如是，则人民不能知其为官，抗不服从耳"（《清稗类钞·服饰》），后来等大家熟悉了本朝的官吏制服，才逐渐改过来。《水浒传》中的李逵以鲁莽出名，但是在寿张县衙冒充知县时，也知道要"取出幞巾，插上展角，将来戴了，把绿袍公服穿上，把角带系了，再寻皂靴，拿着槐简，走出厅前"（第74回），一应行头，样样不少。可见粗中有细，这个着装上岗的规矩还是懂的。
李逵穿戴的绿袍"公服"，就是古代的公务员制服。但公服是统称，因其具体形制、用途及时代上的区别，尚有其它多种叫法。以唐代为例。据《唐会要》卷三一载，官员制服有朝服、公服、常服等多种名目。朝服亦名具服，相当于现代的礼服，在参加祭祀、宴享、朝贺、拜表等重要典礼时穿着。在士人笔下，朝服也常成为官员制服的代称，使人误以为朝服就是出席朝会时的服饰，其实这里面是有区别的。
因为朝服是出席典礼时的穿戴，照例要有许多光灿夺目的装饰，以示隆重。就像我们在影视中常看见现代军人在着军礼服出席典礼时，除领章肩章等军衔标识一应齐全外，还有绶带胸章等许多漂亮的饰物，非精通此道的，连名目也报不出。古代官员的朝服，也有这些玩意，统称"法物"，所以有的朝代也把朝服称作"法服"。《东京梦华录》述北宋冬至大典：皇帝车驾宿大庆殿，"宰执百官皆服法服"，就是指大家都穿上了饰有法物的朝服。这种礼仪性的法物，一般多是有关部门保管，到时候借给大家装饰一下，所有权不属个人。
官员在典礼以外其它公务场合的着装，叫公服，亦名从省服或品服，这就是正规制服了。《水浒传》第90回述招安授官以后的"宋江、卢俊义，俱各公服，都在待漏院伺候早朝，随班行礼"，说明参加朝会应着公服，而不是朝服。唐宋时代，公服等级主要由服装的颜色区分，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比北魏时色分五等少了一等。唐高宗时，有人提出八九品的深青色官服很容易同三品以上的紫色官服混淆，遂改八九品服碧。唐德宗时，张建封任徐泗濠节度使，幕下有个佐官于良史，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发白衣仍碧。日暮依朱门，从未染袍赤。"张建封一了解，才知此人进士及第已三十年，但官运一直不佳，闻之感慨，便上奏朝廷，请求为于良史晋阶（《唐语林》）。因知唐时士人及第即获得仕宦资格后，就可着碧色公服了。
于良史诗中的"染袍赤"，就是四五品官员的服绯，即大红色。相传唐代名相颜真卿原任醴泉尉，因唐玄宗要亲自主持科举考试（制科），欲去报考，先向一个善于看相的尼姑询问前程。尼姑说："颜郎事必成。自后一两月必朝拜。"颜真卿又问："官运到头，能到五品吗？"尼姑笑答："颜郎所望，何其卑耶？"颜说："得五品官便可着绯衣，带银鱼，儿子得补斋郎，我的愿望已满足了。"尼姑指着座上一块紫色的餐巾说："颜郎衫色如此……"果然，考试结果，颜真卿名列高等，授长安尉，不数月迁监察御史，其后仕途一帆风顺，公服颜色由碧而绿，再染为赤，直到官居二品，穿上紫衫（《戎幕闲谈》）。
古诗中常有"满朝朱紫贵"一类的句子，对照于良史和颜真卿这两个故事可知，凡进士及第，多以有朝一日能穿上四五品的绯服为官场上的进取目标，但能够如愿以偿者总是很少。为此，很多按品阶只可服碧服绿的官员，又经常服黄，这是当时表识政府官员身份的一般性识别。仍以现代军人的服饰打比方，朝服可比军礼服，品服好比军常服，作为官服的黄服，则好比军便服。穿黄便服的好处之一，是可以避免品级不同者相见时身份尊卑的尴尬，方便平等交往，但有时也会造成麻烦。唐肃宗时，洛阳县尉柳延在夜里穿着黄色便服走路，被巡官拦住盘问。县尉相当于现代的警察局长，可穿八品青色公服，而指责他违反夜行法禁的巡官，应是他的属下。但巡官不认识这个新来的上司，当他同自己一样，只是个"不入流"的起码货，彼此出言不逊，竟喝令手下逻卒一起上前，将柳延痛殴。此事上达天听，肃宗下诏，今后凡有品阶的官员，在履行公务时一律正规着装并在品服颜色上进一步细化品级区分，如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等等，确保"只认衣衫不认人"，避免再闹以下犯上的笑话。
明清时代，官员公服的品级标识变成用金线和彩丝绣成的徽饰，分别缀于前胸和后背，通称"品级补子"。与此同时，用公服颜色区分官等的传统识别方法也依然沿袭下来。如王圻《续文献通考》中，有一个明代公服的条例："凡公服：月盘领右衽袍，或丝、纱、罗、绢，从宜制造。袖款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在京官，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则服之。在外文武官，每日公座服之。"对照这个条例，便可知道戏曲《七品芝麻官》中唐成穿绯袍（即大红袍）是历史常识的差错，既然只有"七品"，理当穿青袍才对。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称："品级补子，定于洪武，行于嘉靖，仍用至今。"因知清代公服的品级补子是沿用明代而来。补子又有文官与武官的区分，凡文职补子均绣飞禽，以仙鹤、锦鸡、鹌鹑等区分一至九品，武职补子均绣走兽，以斗牛、狮子、奔马等区分一至九品。此外，凡有庆典如皇帝生日之类，官员得穿"蟒服"，亦称蟒衣或蟒袍，俱用印有禽兽纹样的丝罗裁制，明制: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品麒麟，五至七品虎彪，一概用大红色。八九品及不入流没有。清制:三品以上九蟒五爪，六品以上八蟒五爪，七品至未入流五蟒五爪，均不拘颜色，所以清人将庆典期称为"花衣期"。
光有上述以纹样、颜色或补子作区分的公服，还不算是古代官员制服的全套。以唐宋为例，一个官员的正规"行头"，尚有手版、袍带、鱼袋、算袋等系列配备。
袍带，就是系在公服上的腰带，用皮革制成，带上有饰片，称带。唐制：三品以上得有十三块金玉质带，四品有十一块金补，五品有十块金，六至七品有九块银，八至九品有八块石补。腰带上还垂挂有可以系挂各种小件物品的小带子，称蹀躞。按照唐肃宗上元元年（760）的敕令，"文武官咸带七事"，即佩刀、刀子、砺石、火石袋、算袋（内装计算器）、契真、针筒等，都是垂挂在这条腰带上的。后两件，大概都是北朝时北方游牧民族带进中原的物品，具体用途我还未考证过，这里只说"七事"之外最重要的两项东西。
一是笏，又称手版。在纸张尚未发明时，人们用竹木削成的简牍记事。当公务人员将此简牍随身携带，派"工作手册"用处时，就称为"笏"。《礼记》："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是说大夫或士手上执笏，与君主讨论国事，并把君主的指示随手记录在笏上。古时的公服，没有口袋，所以这个"工作手册"就插在腰带上，叫"笏"。《墨子·公孟》里，就有公孟子笏而见墨子的描写。两晋以后，纸张已经普及了，笏的主要用途变为一种礼节性用品，质料也由竹木上升为玉或象牙，但其原有的随时记事的功能也未取消。职务繁多的官员，恐怕事多，一块笏还记不下来，往往要插两块乃至几块笏。唐玄宗时，张九龄为相，因为年老体弱，笏于带后，再跨上骑乘就有困难了。于是便找人裁制了一个放笏板的布袋，称"笏囊"，让随从拿着，跟着他去上朝（《旧唐书·张九龄传》）。这个办法普及开后，"百僚则各有笏囊，亲吏持之"（《云仙杂记》）。这些手持笏囊的"亲吏"，就好像现在替首长拎着公文包的秘书。所以，有无佩囊随身，最好还有人相帮捧着，也是官员展示身份的一个标记。低品官虽然没有执笏于君前的资格，但参见上司也要拿手版，如前引《水浒传》中李逵拿的"槐简"，就是槐木做的手版。而当押司时的宋江，只有科员级别，那就只好自己拎一个招文袋了。
有了手版，还要有笔，笔是插在头上的，称"簪笔"。《汉书·赵充国传》载，张安世"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颜师古注："橐，所以盛书也；簪笔者，插笔于首。"这段解释顺便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作为汉武帝的机要秘书，张安世早就开始捧公文包了。《汉书·武五子传》记昌邑王刘贺遭废黜后，被安置在山阳郡，有一次，山阳太守张敞去看他，刘贺"簪笔持牍趋谒"，就是头上插笔、手持版牍前来拜见，准备记录下地方行政领导的指示。不过，官吏随身携带笔记本和毛笔之外，是否还带墨水，墨水又是怎样携带的？这些细节，我还没弄清楚。
二是鱼符，此为五品以上官员上朝时出入宫门的凭证，也用一个小口袋装着，佩在公服的腰带上，叫鱼袋。四至五品穿绯色公服者配银鱼袋（以银饰袋），三品以上穿紫色公服者佩金鱼袋（以金饰袋）。武则天称帝时，一度将鱼符改为龟符，三品以上佩金龟袋。李商隐《为有》诗云:"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是说挂金龟袋者必为三品以上服紫高官，免不了每天早起上朝。后来人们每把做官的新郎称作"金龟婿"，出典就在这里。
因为鱼符是进宫上朝的"通行证"，故本人调职、致仕或亡殁，照例都要收缴。《大唐新语》卷三记侍中李日知申请退休获准后，"及还侍装"，就包括把装有鱼符的金鱼袋一起交还给有关部门。后来唐高宗发一道敕，说是"岂可生平在官，用为褒饰，才至亡没，便即追收？寻其始终，情不可忍。自今已后，五品以上有薨亡者，其随身鱼袋，不须追收"（《唐会要》卷31）。但如果是因罪错降级罢官或贬谪到外地，仍须追缴。武则天时，通事舍人沈期因卷入经济犯罪，谪配岭南。唐中宗登位后，赦罪复官，回到京朝当起居郎。有一天，皇帝设宴请客，请臣皆歌《波乐》，都是自己撰词，边唱边舞，借此机会提出个人要求。沈期的歌词是："波尔时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意思是官秩虽然恢复了，可是绯服、袍带、鱼袋、笏囊等一套行头还未发还给我。唐中宗大笑，当场便赐给他（《本事诗·嘲戏》）。
外官远离京畿，本来并不需要佩带出入宫禁的鱼符，武则天垂拱二年（686）以后，特许地方上的都督、刺史等官也得佩带鱼袋。白居易《罢忠州刺史还朝》诗云："无奈娇痴三岁女，绕腰啼哭觅银鱼。"因知一旦离开刺史岗位，鱼符也要缴还。但总体上讲，鱼袋又有了褒饰意义。有个叫朱前疑的小官，上书给武则天，说是"臣梦见陛下八百岁"，即授拾遗，又升郎中，奉命出使，回朝后又上书云："闻嵩山唱万岁声"，特赐佩鱼。因其官阶未入五品，这个本该与绯服配套的银鱼袋，只好"于绿衫上带之，朝野莫不怪笑"（《朝野佥载》）。结果后来又有变通，作为一种对官员的褒奖，凡品卑不足以服绯服紫者，也可以连公服鱼袋在内，成套行头一起出借。唐人文集中常有《谢赐绯表》一类文章，都是本官阶在五品以下，特蒙赏借五品公服行头。如《常衮集·谢赐绯表》云："内给事潘某奉敕旨，赐臣绯衣一副，并鱼袋、玉带、牙笏等……"，就是成套出借的一例。
宋代的官员服制，基本上沿袭唐代，也给出任地方长官者越品借服并赐鱼袋，"然未赴、已替、在朝皆不服，出国门乃衣"（《鸡肋编》卷上），同前引白居易诗的写实差似。明代的官员公服行头，以牙牌、佩玉替代了鱼袋、笏囊，清代则又添加了朝珠。再往后，"内廷诸臣趋值，各佩表于袋，以验晷刻"（《清稗类钞·服饰类》），此乃与时俱进，就好像现在的老总、常董一类，照例都随身带一个电脑笔记本，否则便无以彰显身份了。
以我读书印象，宋代以后，好像就没有唐宋时给官员越品赐服赐鱼这种制度。但胆大妄为者大有人在，《万历野获编》卷五有《服色之僭》，专述滥穿公服现象。《金瓶梅》七十三回写应伯爵看见西门庆突然穿起了二品大臣的五彩飞鱼蟒衣，吓了一大跳，忙问:"哥，这衣服是哪里的？"西门庆洋洋得意道："此是东京何太监送我的……这是飞鱼，朝廷另赐了他蟒龙玉带，他不穿这件，就相送了。"其性质就好像现代的小警官冒穿警察总监的制服。
古代的官员着装规矩，也同上述种种一样复杂，比如出席庆典必须穿朝服（官礼服），否则便是违制。李翰祥导演的《火烧圆明园》中，百官在热河行宫给咸丰帝祝寿，大家都热得受不了，但皇上不下令，谁也不敢除去"法物"满身的朝服。如果是皇帝出巡或光临臣属之家，接驾官员也必须穿朝服，《寓圃杂记》："[明]宣德五年，驾幸少师杨士奇第，时漏下已二鼓。士奇惊起，朝服出迎。"料想穿戴起来也挺费事的。此外，如非面君，在其他场合穿朝服，也是违制。元《通制条格》里记有一个故事：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徽政院有个叫忽都的官员，在参加过新年朝贺后，没有换装，就去给他的上司贺岁，被御史台弹劾。其实，全套行头的公服（常服），穿在身上也是受罪。所以古代官员在朝会、公座即上班时间以外相互交往时，照例都有跟班挟个包裹，彼此先着公服行礼，然后便换上便服，图个舒适。《老残游记》第三回："只是见宫保须要冠带，我却穿不惯，能便衣相见就好。"可知有人连这份罪也受不了。所以，类似唐代那种穿着起来相对简易舒适的官便服，依然以不同形式存在。
古代的官吏公服怎样制作和领取，笔者读书有限，还未看见完整的文献记载。印象中，当一种新的官员服制条令颁布时，照例由国家向现任官员统一免费发给按新标准制作的全套行头。如《明史·舆服志》记，"洪武元年，命制公服、朝服，以赐百官。"这是明朝开国公服制度初定时的文件，到洪武"二年，赐朝臣袍带，凡二千八百一十三人"（《春明梦余录》），此或为先向在南京供职者第一批发放的记录。查《宋会要·职官》五二，北宋有"新衣库"在京师太平坊，其职官"掌收锦绮、杂帛、衣服之物以备给赐百官及邦国仪注之用"，成衣多有"裁造院"送来。而从历代会要看，这种定点制作公服的工场和物流系统，历代都有。
原为布衣者一旦入仕，即可领取公服，这也是规矩。元《通制条格》卷九载元仁宗延元年(1314)服制诏令："……内外有出身考满应入流品现役人员，服用与九品同;授各投下令旨、钧旨有印信现任勾当人员，亦与九品同。"因知九品公服是当干部的起码行头。宋人《鸡肋编》说，有个叫任忠厚的四川人，登第做官后，一直未得升迁，"而身甚长，服赐第时绿袍，几不及踝"。这是士人考取进士获得出身后就发给公服的实例，而公服都按常人身材统一制作，像任忠厚这种篮球明星的身高，穿起来就很不合身了。
入仕之后，当然要争取进步。有幸升官，还要换行头。《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述宋代故事:"相沿的成例，首次被授予中书门下的属官、给事中、谏议大夫之职而还没有穿上紫色公服者，在告谢时当面赐金紫章服。何郯在陕西地方官的任上授待制，还像过去那样穿绯色公服，后来因为进京朝见，遇上庆典大宴，殿上只有他一个人穿绯色公服，仁宗皇帝问他原因，才知道因在外地，没能领取，便在宴会上赐他穿紫色章服，当场改换了衣服就座。近年，许将被授知制诰时仍穿绿色公服，告谢时当面赐绯色公服和银鱼袋，几天后又因奏对称旨，再赐紫色公服和金鱼袋。"假使领得公服以后，老没进步怎么办，相隔多少时间才可以再行领取？元《通制条格》有一道元惠宗关于支领公服的圣旨："皮衣，隔二年支一遍者；请疋帛的，隔一年支一遍者；支布，每年支者。"《唐会要》卷三一上，有一个关于向有关人员发放朝服的规定:"所司七年一替，三年一给。未满三年有损坏者，自修理。"前文有述，朝服是礼服，面料珍贵，制作考究，还有许多"法物"配套，当真有损坏的话，"自修理"代价不菲。《梦溪笔谈》卷二称："近年来京城士人穿朝服骑马，用浅青黑色的衣衫蒙在外面，成为凉衫，这也是古代遗传下来的做法。"可见爱惜朝服是一个传统。
不过我在闲读野史稗官时又发现，公服像似也可以定制的。庄绰着《鸡肋编》卷中称:"建炎（南宋高宗年号）以后，因为国家财政困难，过去许多对群臣的赐予，都减省了。只有官员初受任命时的鞍马、公服领取，依旧保存，但也打了对折。绍兴二年（1132），黎确由谏议大夫升官吏部侍郎，我看见给他的赐给物品细目表，后面还钤有皇上的御宝，居然有'马半匹、公服半领、金带半条、汗衫半领、一只'这样的文字，太可笑了。其实这都是照物品价值付给现钱，只是减半发给吧。但有关部门办理文件的鄙陋，大抵类似。"照庄绰说法，南宋初年给官员发现钱使自制公服，是由于国家财经匮乏的特殊缘故。但是我在《明会要》上看见有这么一条："（洪武）二十三年三月，（皇）上见文臣衣服之制，多取便易，日至短窄……"可见这种情况后来也有。其缘故，或许因为国家发给的公服没有洗涤替换的配套，或许如前述任忠厚"几不及踝"，即发给的公服不合身材，于是量体裁衣，另行定制，制作中又趋时尚，逐渐走样，所以引起洪武皇帝的关注。惟公服的面料、花纹和颜色等，都有规定，市场上绝无出售，非政府指定的国营厂家，其他民企决不敢违禁生产，则官员自制公服的衣料从何而来呢？原来历代都有不时向百官赐予公服面料的惯例。《红楼梦》第56回，甄府礼单中有"官用各色缎纱绸绫共二十四匹"，就是此物;或因甄家是定点生产这种衣料的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一类厂家的负责人，所以假公济私，开了一次后门。
公服可以用国家发给的"官用"衣料按条例规定样式和尺寸定制，但表示品阶的饰物如补子一类，照例必须是国家发给的。这就像现代许多国家的军人制服，多可由部队后勤部门向商企定向染制，但表示衔级的领章、肩章之类，必须由上级按编制发给。清干隆时，副都统（相当于省军区副司令）金简受命代理户部侍郎（财政部副部长），因其本职是武官，公服上缀的是兽类补子;现在受命兼署文职，便想弄个文补，又不敢开口向皇帝要，"乃于补服狮子尾端绣一小锦鸡，悚立其上"，结果被干隆"降旨严斥，谴其私造典礼"，可见这种玩笑是开不得的。惟事多前紧后驰，也是一条规律。即以前述金简一例论，一个副省部级的大官，只因私做了一个补子，即遭处分，足见清代公服管理之严，但你看《儿女英雄传》里安公子的业师程老夫子，原是个"出了贡的候选教官，因选补无期"，耐不住寂寞，竟也"买了一副自来旧的八品鹌鹑补子，……纱其帽而圆其领"地打扮了起来，以至安公子听人说"程师老爷穿了公服过来了"，唬了一跳。这个写在小说里的补子可买，应是清代后期的社会写实吧。
⑥ 古代掌管皇帝服装穿着的叫什么官职
首先你的这个问题有歧义，到底是管衣服的宦官还是制定穿衣规矩的大臣。我就两者都说说吧：
明以前宦官部门制度不明确，所以管皇帝服装穿着的宦官不一定：
明朝出现完善的太监管理体制，分十二监。管衣服的叫尚衣监：明宦官官署名。十二监之一，有掌印太监主管，下设管理、佥书、掌司、监工等员。掌皇帝所用冠冕、袍服及履舄、靴袜。清顺治时十三衙门亦有尚衣监，康熙即位后裁撤。
清朝延续明朝的制度，但康熙后归纳尚衣监入内务府，而内务府中的广储司中的衣库则负责衣服：广储司，设总办郎中、郎中、主事、委署主事、笔帖式、书吏，掌内府库藏，领银、皮、瓷、缎、衣、茶六库。
至于制定穿衣规矩，或者规范穿衣规矩的大臣，隋代以后就是礼部来管理：
礼部：尚书一人，正二品；侍郎一人，从二品。郎中四人，员外郎四人，主事若干人。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其属有四：一曰礼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主管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宴餐、贡举的大臣。
而隋代以前秦朝之后的九卿中的奉常则在掌管礼仪的同时也掌管穿着。奉常：官名。秦置。为九卿之一，掌宗庙礼仪。
周朝至秦则叫司服：官名。《周礼》谓春官所属有司服，设中士二人及府、史、胥、徒等人员。掌管王之吉凶衣服，辨别其名号物色与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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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宋代人管医生叫什么郎中大夫
古代医生的别称
疾医：周代医官名，相当于后世的内科医生。
医师：首见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
太常：医官名，秦置秦常，公元前2世纪中期，汉景帝改称太常。西汉时设太常，少府官职，太常为百官治病，少府在宫廷里治病。
太医令：东汉曹魏时设置，隋唐改称太医署令。系掌管医疗的职官。
太医博士：北魏置太医博士以教弟子。
药医师：我国唐代已设药医师（后称“药师” ），负责采办诸药，调和制剂等。
医生：始于我国唐代。
医士：首见于我国北宋。
郎中：始于我国宋代，医生皆称为郎中。
大夫：始于宋代，至今北方仍称医生为大夫。
院使：隋唐设有太医署，宋有医官院，金代始改称太医院，置提点为长官明清相沿，长官称为院使，下设御医、史目、医士数干人，主要为官廷服务。御医，即皇帝内廷使用的。
⑧ 有关包青天及其随从的资料，和北宋的任官是怎么样的
说一个比较真实历史的包拯吧
包拯（公元999－公元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汉族。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天圣朝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奉使契丹还，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裕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着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则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包青天。包拯出身于庐阳一个官宦家庭。二十八岁考上进士。按照宋朝的制度，考中进士就可以当官，但包拯是个孝子，他信守圣人“父母在，不远游”的教诲，直到三十六岁时父母亡故后才正式出任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知县。在知县任上，他断了一个奇案，声名远播。三十八岁升任知州，清明廉洁，受到上司重视和世人称赞，之后，便开始朝廷重臣的政治生涯。
家庭简介包拯是楚国忠臣申包胥第三十五代孙（《包拯墓志》《宋史·包拯传》《通志》卷八之五）。祖父包士通是平民百姓，读书耕田。父令仪，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与文彦博的父亲文洎同供职阁中，遂结为世交。所以包拯与文彦博“方业进士，相友甚厚”，后来还结为儿女亲家。父后来致仕返回原籍，赠太保。母宣氏，赠冯翔郡太夫人。
包拯兄弟三人，长兄包莹、二兄包颖均早前去世，只有他一个传宗接代。他家境殷实，所以从小受到了良好的传统知识教育和熏陶。
初入仕途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包拯二十八岁，考中了进士。朝廷
包拯的影视形象(6张)
任命他为“大理评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法院陪审员，级别很低。接着，又任命他为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由于父母年事已高，不愿意随他一起到江西赴任，包拯只好放弃官职，留在家里，侍候父母。
后来，朝廷又委派他到家乡附近的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负责管理税收钱粮，这一回，包拯去赴任了，但是因为实在放心不下留在家中的父母，只坚持了几个月就打道回府了。
立志做清官父母相继去世之后，包拯才离开乡村，前往京城等候授予新的官职。他住在小客栈里，夜晚守灯苦读，写下了他平生唯一的一首五律：“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大意是说，做人要光明正大，就像秀挺的木材应该做房屋的栋梁，精炼的钢料决不应去做铁，我应该做一个无愧史书教诲的清官。
景祐三年（1036年），包拯被任命为天长（今安徽天长）知县。在那里，他公正地断了好多奇案，搏得了清官的好名声。
编辑本段仕履表相关天圣五年（1027年）：大理评事，知建昌县（不赴），监和州税（不赴）。
嘉佑六年（1061年）：给事中，礼部郎中（后礼部侍郎），三司使，枢密副使。
嘉佑七年（1062年）：礼部尚书（五月卒赠）。
拒收端州名砚不久，包拯升任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知州。端州出产一种名砚，是朝廷钦定的贡品，和湖笔、徽墨、宣纸一道，并称“文房四宝”中的绝品。以往在端州任职的知州，总要在上贡朝廷的端砚数目之外，再多加几倍，作为贿赂京官的本钱。包拯上任之后，一改陋习，决不多收一块。离任时，就连他平时在公堂上用过的端砚，也造册上交了。
后来，包拯升任，离开端州，他的船在羚羊峡口遇到一阵奇怪的大风雨，他亲自下舱检查，发现船舱里私藏了一块端砚，这是当地百姓悄悄送给他的。包拯一言不发，将那块名贵的端砚丢入江心。民间传说，那里有一个名叫“砚洲岛”的岛，就是当年包公掷端砚的遗迹，下游的“黄布沙”就是包住端砚的黄布。
编辑本段以魏征为师皇祐二年（1050年），包拯升任天章馈待制，担任了谏官的职务。一上任
包拯雕像
，包拯就以唐代着名谏官魏征为师，精心选定魏征的三篇奏议，用蝇头小楷抄写了一遍，呈奏宋仁宗，希望皇帝能够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包拯在做谏官时，对朝政发表许多意见，让皇帝在许多重大的决策中避免了严重的失误。包拯对于自己的这一段经历曾做过十六字的总结：“披肝沥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怨仇”。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反对覃恩皇祐二年九月，大涝之后天气放晴，仁宗皇帝认定这是吉兆，除了在京城举行祭祀天地的盛大庆祝外，还下诏大赦天下罪犯，给所有文武百官每人晋升一级。这就是所谓“覃恩”。包拯对此提出异议，对仁宗说，罪犯服刑，那是对他们以往犯下的罪行所给予的惩罚，怎么可以因为洪水退去而减轻对他们的惩罚呢？至于官员晋升，更是要考核他们的政绩。假如这样马马虎虎地随便升迁，对那些确有政绩的官员不是太不公平了吗？这样的话，以后谁还会勤勉地为朝廷出力呢？
三弹张尧佐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美人的伯父，没有什么才干，却凭借张美人的关系，官运亨通。最初，张尧佐被委任为“三司使”。包拯极力反对，向皇帝谏议说，像张尧佐这样的人，就连小官也没有资格做，更不用说“三司使”这样显赫的大官了。但是，仁宗不但不理会他的谏议，反而又加封张尧佐为节度使。包拯非常痛心，继续上谏，坚持怒责张尧佐，可是仁宗仍然置若罔闻，到了第二年，更加封张尧佐出任宣徽南院使。包拯第三次向皇帝进谏，痛加陈词，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当面辩论起来，终于迫使皇帝罢了张尧佐的官。
参倒张方平“三司使”张方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假公济私。有一次，东京城一个名叫刘保衡的商人，开了一间酒坊，经营不善，欠下官府的小麦，折合现钱一百多万贯，他一时拿不出，张方平下令刘保衡变卖家产抵偿欠债，同时，又趁人之危，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了刘保衡的家产。包拯获悉之后，大为震怒，认为张方平作为朝廷命官，却利用职权，巧取豪夺，罪不容恕，于是上书皇帝，参了张方平一本。张方平因此被罢了官。
抨击宋祁宋祁是名诗人，但是文人无行。他在四川当官时，生活奢糜。每顿饭，必须不少于三十六味菜，其中有十二
包拯画像
味荤菜，十二味素菜和十二味半荤半素的菜。他还养着三十二名侍女，分别为他摇扇、捶背、敲脚。在他下榻的床边，每夜都有一名丫环通宵守候，照顾他的随时需要。宋祁又十分好色，稍有姿色的良家少女一旦被他看上，他必定千方百计地将她纳为小妾。他道德败坏，丑闻很多，却屡屡受到朝廷的重用。包拯对此非常不满，多次向皇帝上书，对宋祁的丑行大加抨击，终于罢了宋祁的官。
严惩张可久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利用职权，贩卖私盐一万多斤，在宋代是一项很严重的罪行。案情揭发后，张可久被送交大理寺审理。按法例，贩卖私盐的罪行轻重，是依照查获私盐的数量来定刑的。数量越多定罪越重。张可久非常狡猾，每次贩卖私盐，数量虽多，但是转手迅速，从来不留仓储，被查获的数量并不多。大理寺在判刑时，也无计可施。包拯主张不能过分拘泥成法，要严判张可久。他说，张可久身为转运使，竟然目无法纪，公然贩卖私盐，这种罪行不能等同于一般老百姓，必须重判。在他的建议下，张可久受到严厉惩罚，被流放到边远的荒蛮之地去了。
力参任弁任弁在担任汾州知州时，利用职权，公器私用，役使一百多名兵士为他做私家工作。有的，
包拯想象图
为他织造驼毛缎匹；有的，为他做各种私人杂务。他的罪行被揭发时，占用的工役达二万三千六百多个，折合细绢一千六百余匹。根据宋朝的法律，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不仅要做出赔偿，罚铜十斤，还要充军到三千里外的边疆去。
宋仁宗体恤任弁对朝廷有功，御笔一挥，免去了他发配充军三千里外的刑罚。包拯上书据理力争，他说，作为知州这样的大官，知法犯法，不能随便减轻对他的惩罚。皇帝不得不收回了成命。
七斗王逵王逵是出名的绘吏。他在出任地方官时，横行不法，随意增派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万贯。他把搜刮来的钱财，大量贿赂京官，谋取私利。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残忍，并且随意杀害百姓。在他任湖南路转运使时，百姓闻风逃散，纷纷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里，逃避迫害。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可是他受到朝廷宠信，官运亨通，甚至升到淮南转运使的高职。包拯为民请命，七次上书朝廷罢免王逵，有一次他在皇帝面前慷慨激昂，力陈利害，甚至无意之间把唾沫喷到了皇帝的脸上。在包拯的不断弹劾下，王逵终于被罢免了。
编辑本段执法如山嘉祐二年（1057年），包拯被授以重任，出任北宋都城开封的知府。开封知府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以往一般都是由亲王、大臣兼任。历来京官难当，一是皇权可以随便干预地方事务，二是皇亲国戚都聚集在这里，仗势欺人，无理可讲。
在北宋政权存在的一百多年间，出任开封知府的竟有一百八十多人，平均每个知府的任期只有半年多。包拯在开封知府的任期内，秉公理政，铁面无私，虽然得罪了不少皇亲国戚，但是因为他行得正、坐得直，谁也拿他没有办法。
编辑本段重惩贿赂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记载了一个包公任开封知府时的判案故事：有个犯人过堂时，应受杖脊（以杖挞脊背）。他想逃避皮肉之苦，花钱买通了一个府吏。那个府吏说：“我是在知府面前记录供词的。你见到知府时，只管大声喊叫。”到了那天，犯人被带到包拯面前，果然大声喊冤起来。那个受了贿赂的府吏说：“这个犯人不知好歹，受过杖脊就可以出去了，还大叫大喊什么？”包拯看了一眼，立刻看出了破绽。他把那犯人放走，叫手下把府吏拿住，一审之下，府吏供出真相。包公判他代替那个犯人承受杖脊的刑罚。
编辑本段包拯集
包拯集校注
《包拯集》又名《包孝肃公奏议》，收入《四库全书》“史部 诏令奏议类”第427册，是研究包公和宋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九百多年来，历朝都有翻刻本出版行世，深受后世研究者的重视。不过，《包拯集》并不是包公生前亲自编撰的，而是在包拯死后，后人为了纪念他，搜集整理加以印行。
这本论文集几乎囊括了包拯一生中所有的奏折、陈表和各种各样的建议、意见，全面系统地呈现了包拯的政治主张和他的阅世态度，尤其他关于反对增加农民负担和精兵简政的建议，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及现实意义。
编辑本段宋史 包拯传原文
包拯侧身画像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徘徊不忍去，里中数老皆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
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谓拯曰：“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尝开门矣，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其人遂无以对。
召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
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尝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译文
包青天
包拯字希仁，是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做天长县知县，有个盗贼割了别人家耕牛的舌头，牛主人来到（县衙）告状。包拯说：“（你）只管回家去，杀了牛卖了它。”不久又有一人来到（县衙）告别人私自宰杀耕牛，包拯说：“（你）为什么割了别人家耕牛的舌头，又来告他的状?”这个盗贼感到很震惊，也很服气。
（包拯）转到端州当知府，升为殿中丞。端州出产砚台，此前的知府趁着进贡大都敛取是贡数几十倍的砚台，来赠送给当朝权贵。包拯命令制造的砚台仅仅满足贡数，当政满一年没拿一方砚台回家。
（包拯）出使契丹，契丹命令典客对包拯说：“（你们国家的）雄州城最近开了便门，就是想引诱我国的叛徒，以便刺探边疆的情报吧?”包拯说：“（你们国家的）涿州城曾经也开过便门，刺探边疆的情报为何一定要再开便门呢?”那个人便无言以对了。
（包拯被朝廷）召令暂时代理开封府尹，升为右司郎中。包拯在朝廷为人刚强坚毅，贵戚宦官因此而大为收敛，听说的人都很害怕他。人们把包拯笑比做黄河水清（一样极难发生的事情）。小孩和妇女，也知道他的名声，叫他“包待制”。京城里的人因此说：“（暗中行贿）疏不通关系（的人），有阎罗王和包老头。”按旧规矩，凡是诉讼都不能直接到官署（递交状子）。包拯打开官署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到跟前陈述是非，办事小吏因此不敢欺瞒。
包拯性情严峻刚直，憎恶办事小吏苛杂刻薄，务求忠诚厚道，即使非常憎恨恶人，但从来没有不施行忠恕之道的。（他）跟人交往不随意附和，不以巧言令色取悦人，平常没有私人信件，连朋友、亲戚也断绝往来。虽然地位高贵，但（穿的）衣服、（用的）器物、（吃的）饮食跟当百姓时一样。（他）曾经说：“后代子孙当官从政，假若贪赃枉法，不得放回老家，死了不得葬入家族墓地。假若不听从我的意志，就不是我的子孙。”
注释徙：调动（官职）。
迁：晋升。
遗：赠送。
岁满：满一年。
遂：于是，就。
权：姑且，暂且。
率：大抵，大都，一般。
忠：办事尽心竭力。
恕：仁爱，推己及人。
尝：曾经。
对：回答。
推：推行。
鬻：卖。（yù）
第：但，只管。
编辑本段永远的包公包拯效忠宗室，判案公正严明，铁面无私下，仍有一颗悲天悯人的仁者之心
包公文化作品(9张)
，法理之外尚有人情，且不畏强权，深知民间疾苦，断案如神，明如镜，清如水，直比青天，故有“包青天 ”的美誉。
早在北宋时期，包拯就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臣，包公的故事开始在民间流传。包公为官清廉、言行一致、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形象深入人心，特别是他嫉恶如仇、执法无私、为民请命的精神，千百年来更获得无数民众的好感和钦佩，成为专制社会受到老百姓敬仰、崇拜的少数几个大清官之一。 包公的故事，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如话本、小说、戏曲等，加进了各种神怪和奇案的元素，在民间流传越来越广，历上千年而不衰，包公也因此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奇人物，直到今天仍然深受人民喜爱。包公，永远活在老百姓的心上。
⑨ 宋代郎中是几品官
北宋前期为五品寄禄官，不预部司公务，是个闲职，也就是有待遇没职权。宋神宗元丰改制后，成为职事官，左、右司的郎中是正六品，六部诸司郎中是从六品，相当于现在中央各部委局下各司的司局长。
⑩ 都官郎中是什么官
嗯，都官郎中的官职有两种：第一指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候与都官郎互称，为尚书省都官曹的长官。在唐高祖李渊武德三年（620），规定为刑部都官司长官，官制为从五品以上。高宗龙朔二年，改名为司仆大夫，咸亨元年又恢复了旧的称呼。到了北宋以后，主要是前期为寄禄官，就是只领取薪水，不担任实际的职务。神宗元丰（1078—1085）年进行了官制改革，才开始为职事官。都官郎中主要是管理刑狱，供应衣服粮食和药物，在唐代是个重要的职务。